陕西省统计检查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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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召成 首都师范大学 讲师

　　内容提要: 受传统伦理哲学的限制，传统人格权并不具有积极性权能，因而其并非主观权利，内容仅限于人格方面的完整性保护。与此内容相适应，传统人格权在立法上通过侵权法予以调整。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格理念的转变，人格发展的价值占据了主导地位，比较法上逐渐承认了人格权的自我决定和控制方面的内容，人格权被从积极动态方面予以理解和构建。此外，人格权权利人也被赋予了排除妨害和防止妨害这样的防御性内容。因此，人格权具有了对于人格方面的一定的支配力，真正成为了主观权利。其权能包括自我决定权、人格商业利用权和人格权请求权。基于人格权性质和内容的重大变化，侵权法已无法独自完成人格权调整的任务，除了损害赔偿方面，人格权的其他内容应当由民法典中的专门一编予以调整。


在大陆法系国家，人格权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在早期，人格权不具有积极的权能，因而未被作为主观权利对待。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格权制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具有大量的积极性内容，表现为权利人对其人格方面具有一定的决定和控制的能力。这种发展使得人格权的权利构造日益完善，从一种仅具宣示意义的利益发展为权能饱满的主观权利。目前我国的立法机关正在推动人格权立法，21世纪的人格权立法不能过于保守地坚持传统认识，而应当吸收当代人格权制度发展的最新成果，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立法体例，设置充分而必要的条款规范人格权相关问题。

一、传统人格权制度的局限性与侵权法上的规制

(一)传统人格权的权利构造局限于人格要素的完整性

传统人格权的极度萎缩与传统哲学观念紧密相关。传统伦理哲学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即是目的，应当受到尊重，而不能被当作手段和工具。[1]因而人的各种存在形态，包括生命、身体、健康等物质性存在，以及姓名、肖像、名誉等社会性存在，只能消极地被尊重，而不能被支配或决定，否则就是把人当作工具去使用。这种认识使得人格要素不能成为意思力的作用对象，无法满足主观权利以法律所赋予之意思力为核心的条件，[2]导致人格要素不能通过权利被保护。这正是早期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拒绝承认人格权的原因。[3]后期，人格权虽然规定在《德国民法典》中，但由于这一限制而被认定为法律利益(Rechtsgiiter)而非主观权利(subjektive Recht)。[4]

人格权的这一特性对其具体构造产生了极大影响。个体对其人格存在不具有任何主动支配和决定的权能，人格权的内容仅限于既有人格的完整性受到尊重和保护层面。不管是生命权、身体权还是健康权，权利人所享有的只是保持生命、身体和健康完整的利益，即使是得以专门规定的姓名权和肖像权也不外如此。《德国民法典》第12条关于姓名权的规定仅限于排除他人否定和冒用两个方面，[5]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所体现的正是姓名的完整性。《德国肖像艺术和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关于肖像权的内容也仅限于未经肖像权人许可不得传播和公开展览肖像方面，所保护的也是肖像的完整性。

(二)人格权权利构造的局限性与侵权法条款的契合

在民法典规制层面上，由于人格权并未被构建为一种主观权利，法典不必也无法像对待主观权利那样以专门条款予以规定，只需对其完整性提供保护就足够了，由此注定了人格权与侵权法之间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也注定了其在传统民法典中被置于侵权法部分加以规制。

在德国，人格权由作为侵权法一般条款的《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调整，归属于法典的侵权法部分。虽然该法典在总则部分的第12条对姓名权作出了单独规定，看似是侵权法调整人格权体例的突破，但是这里所规定的姓名权最初并非人格权。早在人格权概念出现之前，姓名权就作为家族身份和等级身份的标志在家庭法和公法领域得到充分发展，[6]民法典对其所作的单独规定，只不过是对于传统家庭法相关规定的吸收和整合，而非人格权层面上的规范。[7]至于得到德国侵权法确认的人格权种类，由于受到罗马法的影响，仅限于少数人格权。罗马法上的阿奎利亚法之诉和不法之诉对于各种有体利益予以保护，为德国侵权法保护人格权提供了空间。但也正是由于有体利益的限定，虽然学界对人格权已有丰富研究，但是得到《德国民法典》第823条承认的仅限于生命、身体、健康、身体自由这些实体化的人格存在方面，精神性层面的人格存在没有得到规定。[8]在法国，虽然侵权法也受到罗马法的深刻影响，但是受自然法思想影响较大，因而立法者并未悟守罗马法传统，各种人格权都能够一般性地受到侵权法一般条款(《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的保护。《日本民法典》基本继承了德国法的做法，其中第710条关于身体权、自由权、名誉权的规定和第711条关于生命权的规定，都属于侵权法规范。在我国，传统民法如“中华民国民法”也将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和自由权置于侵权法条款中予以保护。

可见，人格权自身的权利状态和权利构造处于关键地位，正是这些实质性的内容决定了其在形式上应由何种性质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进而也决定了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传统人格权的权利构造决定了其隶属于侵权法的民法典地位，但是随着人格权内容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格权权利地位和构造的变化，人格权的立法体例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可能有所变化。

二、人格权中积极性内容的发展

传统民法上的人格权不具有积极的权能，但是随着社会观念和哲学价值的转变，现代人格权的各种积极性内容逐渐得到发展，人格权的内容和体系不断丰富，人格权相较于《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已有极大不同。

(一)积极防御性内容的发展

最早发展起来的是人格权的积极防御性内容。侵权法虽然通过损害赔偿延伸出预防和惩罚功能，但是损害赔偿的本质决定了事后救济是侵权法的主要功能。因此，面对现实的或即将发生的侵害，侵权法无法提供有效的防御。与其说这是侵权法的不足，不如说是制度分工的不同，权利的事前防御性保护是绝对权所具有的原权请求权的功能。由于人格不同于财产，其无法予以弥补或替换，损害一旦形成便无可挽回。因此，赋予人格权一种类似于物权请求权的权能从而提供事前防御是非常必要的。

在德国，由于民法典体系已经形成，无法随意修改，于是学界和司法实践惟有通过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004条关于物权请求权的规定赋予人格权排除妨害和不作为(防止妨害)请求权，对权利人提供预防性保护。[9]而到《瑞士民法典》制定之时，立法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因而在《瑞士债务法》(1881年)第55条关于人格权的侵权法保护之外，[10]((瑞士民法典》第28条又规定了专门的一般人格权条款，赋予了权利人排除妨害等多种防御性请求权。[11]而在我国，“中华民国民法”继承了瑞士法的上述做法，除了在第184条规定人格权的侵权损害赔偿之外，还在第18条规定了人格权的排除妨害请求权，后来又增加了防止妨害请求权。这些法律续造或立法例对于人格权的事前防御性请求权的规定和承认是人格权权能的重大发展，人格权从而从一种纯粹平面的消极利益转变为立体的具有积极成分的权利。

(二)自我决定能力的发展

除了上述事前防御性权能之外，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医学、生物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个人的人格表达、形成和实现获得了广阔的空间，由此产生的人格表现的选择和决定权，也形成了人格权中的积极性内容。

1.德国法上人格权自我决定能力的发展。在德国，随着人格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学界和司法机关逐渐认识到个体为了其生活利益的缘故应当被赋予法律上的能力去发现、保护和发展对其人格具有特别意义的利益，这就使得人格不能只获得消极静态的完整性保护，[12]而应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于作为人的那些特征的静态保护，二是对于人的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决定的动态保护。[13]德国法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出的一般人格权主要就是对于人格自我决定和发展的动态方面的保护，其承认了人格权的积极性内容。以《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有关人格尊严条款和第2条第1款有关人格发展条款为基础发展出的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承认了一个一般的紧密人格领域，在该领域内，人有自主和自我决定的能力，从而可以排除他人干扰发展其人格个性。[14]质言之，一般人格权确立了个体对其人格领域(方面)的决定或支配的能力，使得主体在其人格领域的自由得到了广泛承认。[15]一般人格权的这一核心价值使得德国的人格权理论发生了深刻转变，即从传统的消极静态角度理解人格权转变为从积极动态角度理解和构建人格权，正是这种转变极大地推动了德国人格权的发展。

一是对新人格领域的自我决定能力的肯定。由于德国传统人格权内容非常薄弱，一般人格权的重要功能是对于传统人格权并未涉及的人格领域的保护。这一领域主要是个体对于自己人格的展现和实现，受到保护的是人在该人格领域的“自我决定和控制的能力”。由于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需要给权利人的自我决定找到一个“相对明确的载体”，使其得以具体化和实体化，可以为他人识别和尊重，从而成为绝对权。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其典型案例的判决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工作，揭示了人格领域“自我决定意思”的具体方面，通过这些具体方面，自主发展人格的意思获得了一个具体化和实体化了的“客观载体”。[16]具体来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分别在“读者来信案”、“录音案”等案件中确立了权利人对于信件、话语等“客观载体”的支配和决定，权利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对于信件、话语等予以自主决定，它们属于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对象。例如，在“读者来信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信件是二个人思想的语言化确定，源自人格，是否发表以及如何发表以传达于公众，涉及作者的人格，应由作者自己决定。擅自发表他人资料，或虽经他人同意，但擅自增加或减少其内容或以不当方式为之，均属对人格权的侵害。[17]在“录音案”中，法院认为，人有权(限)自我决定，其话语是否向某一特定人、某些特定人或公众予以公布，其话语是否被允许通过录音媒介予以固定，这都是一般人格权保护的重要内容。[18]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些论证的核心在于，作者对于自己信件或话语的自我决定和控制这种积极能力是一般人格权的重要内容，对它的侵害属于人格权侵害。

二是对传统具体人格领域的自我决定能力的肯定。除了上述新的人格领域之外，受一般人格权自我决定这一核心价值的影响，在德国出现了从积极方面认识传统人格权的转变，传统的具体人格领域也发展出了积极的决定和控制内容，人对于自己生命、身体、健康这些基础性人格部分的一定的自我决定能力逐渐得到了承认。其在立法上的主要表现是2009年《照管法》相关条文的修改，《德国民法典》为此增加了第1901a条和第1901b条两个条文，第1904条也进行了修订。这一修改明确了病人可以将未来其处于无意思能力状态下是否采用和采用何种医疗手段的决定权赋予照管人，这事实上承认了病人对于自己身体、健康和生命的一定的自我决定能力，因为病人将这些决定权赋予照管人的前提是其自己具有决定权。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病人的自我决定能力最为明确的承认，表现为2010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照管人遵照病人意思进行的终止治疗行为的不罚性的判决。在该案中，老太K曾于2002年9月作出自己如果处于植物人状态时不愿依赖人工手段维持生命的意思表示，后其于当年10月陷人植物人状态。2007年12月，K的照管人G按照K此前的意思停止通过胃管对其输送营养，但护理院又马上恢复输送。此后，G在律师P的建议下切断了K的营养输送，K后来死亡。P和G因此被诉杀人。该案几经诉讼，最终上诉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院认为，通过照管人判断出的病人的意愿不但能够正当化其消极的不予治疗的行为，而且还能够正当化积极的结束或切断其不希望继续的医疗活动的行为，因此认定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19]基于法律体系内在价值的一贯性，从民法角度而言，该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了病人的意愿(或通过照管人判断出的病人的意愿)对其生命、身体和健康的一定的决定或支配能力。生命、身体和健康作为伦理性最为凸显、最不容触碰的方面，对于它们的有限决定能力的承认，是一般人格权核心价值的重要实现。

受一般人格权这种积极层面价值的影响，传统肖像权和姓名权的构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学界，从积极方面构建肖像权，将其作为个体对其外部形象的控制权的新认识逐渐出现。[20]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也认为，肖像权是权利人对于自己肖像是否、何时、在何种情况下予以公开的决定权。[21]同样，姓名权也被从积极的方面予以构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作为人格权的姓名权的本质，姓名权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及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姓名，对姓名权人所享有的自主决定权的侵犯就是对姓名权的侵害。[22]

2.日本法上自我决定权的出现。日本法上人格权积极内容发展的重要表现在于对人格权的自我决定权能的承认，其代表性判例为“X教派教徒输血案”。在该案中，"X教派”的忠实教徒A患肝脏肿瘤，就诊于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患者A在就诊时明确表示因输血违背自己的宗教信念而拒绝接受伴有输血的医疗行为，但是在肝脏肿瘤摘除手术中，医生对她实行了伴有输血的医疗行为，手术成功。该患者后来得知自己在医疗过程中被输血的消息后，精神极度痛苦，遂对医院及医生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该案几经诉讼，第三审法院日本最高裁判所第三小法庭认为，患者认为输血会违反自己宗教信念而明确表示拒绝伴有输血的医疗行为的意思时，该意思决定权为人格权之内容，医院对此意思决定权应予以尊重。在上述事实下，医生应对患者说明在医疗过程中必要时还是要输血，是否要接受手术应由患者自己决定。该案被告怠于履行上述告知义务，可以认为其已经侵害了患者的意思决定权，即被告已经侵害了患者的人格权。因此，被告应该就受害人所受的精神痛苦负担慰抚金损害赔偿责任。[23]

传统民法中的身体权是身体完整不受侵害的权利，患者对于手术的同意意味着对于身体完整性侵人的承诺。因而“X教派教徒输血案”不涉及身体权侵害，按照传统理论无法予以救济。该案判决对于人格权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于，明确提出了患者对于自己身体的自我决定权，在对身体的完整性进行保护之外，人对身体的自我控制与发展的能力也成为人格权的内容。受此类法院判决的影响，在日本学界，自我决定权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承认，并被作为人格权发展的趋势予以关注和研究。[24]此外，与德国法上从积极角度理解和构造人格权类似，日本学界也有学者建议采用这种方法理解和构建人格权，认为人格权是主体决定自我之权。[25]
新闻出版署 公安部 等


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新闻出版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部分省市新闻出版局、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的
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现将会议纪要发给你们，请迅速传达贯彻，以推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的深入开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纪要》中涉及的政策、法律界限问题，将作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如《纪要》与“两高”的解释相抵触，以“两高”的解释
为准。

附：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法律依据和政策界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有辽宁、山
东、陕西、四川、江西、湖北、广东、北京、天津、上海等10省、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局）、新闻出版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出版局等有关部门派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同志以党的十
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学习、研究了国务院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通知》），交流了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经验和问题，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讨论了查处工作
中应注意的政策、法律界限；公安、新闻出版系统与会的同志还专门讨论了《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现纪要如下：
一、会议总结了前一段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工作，进一步加深了对查处工作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与会同志回顾半年来贯彻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精神、开展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实践，一致认为：国务院关于开展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决策，是正确的、及时的。半年来取得的战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7月至10月底，全国共查获非法
图书1613万余册，非法期刊474．7万余册，非法报纸656．6万余份，非法录音带151万余盒，非法录像带89600余盒。其中大部分内容诲淫诲盗，格调低下，教唆犯罪，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扰乱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市场，影响了精神文明的建设，败坏了改
革、开放政策的声誉；尤其是这些非法出版物毒化了社会风气，毒害了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影响更大。近年来，刑事犯罪人员趋于低龄化，25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人员总数的50％以上。在青少年犯罪中，性犯罪、暴力犯罪占相当比重，其中不少是带有帮会色彩的团伙犯罪
。出现这种社会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宣扬打斗、凶杀、色情、淫秽的非法出版物的毒害和引诱。因此，对非法出版活动，特别是对非法出版犯罪活动，进行严厉打击，是十分必要的。开展这项斗争，是把加强行政管理、加强经济管理、加强治安管理与打击犯罪结
合起来的综合治理工作，是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步骤，是为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措施。
与会同志还指出，这次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行动，由于各级政府重视，有关部门协同作战，广泛宣传，大造声势，重点明确，注意政策，堵源截流，加强管理，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刹住了猖獗一时的非法出版活动。但是，我们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清楚地认识
到：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还将长期存在，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还将长期存在；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势必仍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钻法制不健全的空隙，利用非法出版活动牟取暴利，甚至进行破
坏活动。因此，我们要将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加强联系，互相支持，联合行动，对随时出现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予以迎头痛击，以保卫和促进四化建设，使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
二、会议强调加强经常性的管理工作，逐步使出版管理工作法规化、制度化。
与会同志指出，要比较彻底地制止非法出版活动，必须针对出版活动（包括编辑、印刷、发行、销售）每个环节存在的问题，摸索符合客观规律的管理制度，既治标，又治本；既堵塞漏洞，又利于改革搞活，使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法规化、制度化的轨道，促进我国出版事业进入健康而富
有活力的发展阶段。
出版管理中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印刷业的管理，以堵塞非法出版物的源头。为此，会议对国家经委、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部、轻工部等部门联合草拟的《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尽快发布实施。
三、会议认为国务院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两高《通知》，为查处非法出版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通过认真学习两个法规文件，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两个法规文件的发布，为查处非法出版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标志着我国出版管理事业在加强法制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大家分析这两个文件的内容说：两高《通知》的第一项规定，明确了查处一般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的法律依据，即凡是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情节严重的，都应当按投机倒把罪论处；两高《通知》的第二项规定，明确了查处特殊的非法出
版活动，其中非法经营或非法获利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的，应以投机倒把罪论处。而《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将“印制、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包括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润的行为”，列入应予以行政处罚的投机倒把行为，则为查处一般的构不成犯罪的非法出版活动提供了
法律依据。有了这两个法律文件，查处非法出版活动的法律依据就比较完备了。如果说，以往对非法出版活动打击不力是因为法律规定不够明确，那么，今后再出现打击不力的现象就是我们工作上的问题了。
四、会议对当前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中的几个重要的政策、法律界限问题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与会同志通过对当前查处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深入讨论，对几个重要的应当解决的政策、法律界限问题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1．关于“非法出版物”的含义。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对非法出版物的含义作了明确规定：
凡不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图书、录音带、录像带等，都属于非法出版物。
非出版单位编印、翻录内部使用的非营利性的资料性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须报经主管单位批准，并经县级以上（含县级）新闻出版（文化）行政机关或省以上（含省级）音像管理机关核准并发给准印证，方可印制；否则，所印制的出版物，亦视为非法出版物。
上述规定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以出版物本身是否取得国家有关部门认可为依据。按照有关行政法规定，只有经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审批登记、经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出版单位，才是合法出版单位。凡不是合法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均是非
法出版物。这类非法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有：
伪称根本不存在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出版物；
盗用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名义，印制的出版物；
盗印、盗制合法出版物而在社会上公开发行销售的出版物；
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不署名出版单位或署名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
承印者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擅自加印、加制的出版物；
被明令解散的出版单位的成员，擅自重印或以原编辑部名义出版的出版物；
其他非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除上述非法出版物外，内容淫秽、反动的出版物，也是非法出版物；即使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的具有淫秽、反动内容的出版物，也应视为非法出版物。
2．关于当前查处的重点对象。与会同志认为，在当前依法查处非法出版活动中，应重点查处以下几种犯罪分子：
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淫秽出版物的制作、贩卖、传播的犯罪分子；
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大量出版、印制、发行、销售内容淫秽、反动的非法出版物的犯罪分子；
以从事非法出版活动为常业、获取非法收入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
非法出版活动集团的首要分子；
从事非法出版活动屡教不改，特别是曾受到处罚仍不悔改，继续搞非法出版活动的犯罪分子。
与会同志强调，在查处工作中，一定要十分注意区分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而判断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对于那些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非法出版活动，原则上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鲜事物，则要加以保护、扶植。总之，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注意掌握政策界限，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以达到打击少数严重不
法分子，教育大多数的目的”。
3．关于对以投机倒把罪论处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如何认定“情节严重”的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认定“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经营的数额或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为起点，并结合考虑其他严重情节。由于非法出版活动本身具有的不付稿酬、印制量大、利润高等特点，如果对非法出版犯
罪案件完全适用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关于“数额”的规定，就不恰当了。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处理这类案件较少，非法出版活动的情况又较复杂，要提出一个比较适当的量刑数额标准，条件还不够成熟，需要通过司法实践总结经
验。当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参照两高1985年规定的数额，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本地区应掌握的数额标准。同时，应结合其他严重情节综合加以考虑。其他严重情节主要有：非法出版物内容的毒素大、危害性大；长期从事或多次搞非法出版活动；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
利用职权搞非法出版活动；非法出版物已发行到社会上，等。
4．关于非法出版物的鉴定问题。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对非法出版物，特别是淫秽出版物，司法机关应委托当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物主管部门组织具有专门知识和一定政治素质的人进行鉴定。出版物的鉴定，必须有3名以上经出版物主管部门指派、经司法机关聘请的人进行；鉴
定后，应写出鉴定书；鉴定人、指派鉴定人的单位应在鉴定书上签字或加盖印章；鉴定书应较具体地写明鉴定结论的根据。
对鉴定结论发生争议或有异义时，属图书、报刊的，应提请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专人复核；属音像的，应提请广播电影电视部组织专人复核。
鉴定淫秽出版物的标准，是国务院1985年4月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中的有关规定。
5．关于如何对待已处理的案件。对两高《通知》下发前已作过处理的案件，一般不再变动，但对下列少数案件要重新处理：非法获利或非法经营数额特别巨大，而原判量刑畸轻的案件；犯罪活动情节恶劣，而原判量刑畸轻的案件；依法本应严惩，而只作了行政处罚的案件；受到行政
处罚仍不悔必，继续从事非法出版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的案件等。
6．关于证据问题。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要把证据搞扎实；对非法经营和非法获利的数额，要证据确凿，计算准确，不能估算。
7．关于如何处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问题。与会同志反映，目前在查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非法出版活动中，阻力很大，处理困难。与会同志认为，办理这一类案件时，一定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严格按照两高在《
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的有关规定办案，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非法出版活动，为本单位牟取不正当利益的，一般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工商法规处理；对其中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中饱私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述单位进行非法出版活动，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也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与会同志强调，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既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又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有关部门会后应进一步加强联系，互通情况，互相支持，配合行动，不要互相推诿，也不要越权插手不应属于本部门处理的案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化等管理部门要会同公安、工商
行政管理等部门切实加强对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的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非法出版违法活动，要尽快查清，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公安部门对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特别是对制作淫秽出版物的犯罪活动，要迅速立案、侦破、移送检察机关；检察院、法院受理案件后，对严重的非法出版犯罪
分子，应当依法惩处。会议希望各地抓住若干典型案例，特别是大案要案，尽快查清处理，广为宣传，以推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的深入开展。



1988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