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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受贿罪的客体

杨丰吉
（华东政法学院 上海 200042）


[内容摘要] 受贿罪客体历来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笔者通过对国内外各种受贿罪客体理论的分析，指出受贿罪的客体既不是复合客体也不是选择性客体，应具有单一性。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而不是一般客体或同类客体。对受贿罪客体的比较合理的定位应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
[关键词]　受贿罪客体　廉洁性　普适性

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担当对行为的社会属性与价值判断的功能，犯罪构成的其它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最后都要落脚到犯罪客体上，由犯罪客体作出最后的价值判断。 [1]由此可见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与意义，受贿罪客体是该罪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之一，直接影响着该罪的正确定罪与量刑。然而理论界对受贿罪客体的具体内涵却观点不一，这导致了司法实务中对受贿罪罪与非罪及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上的混乱。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受贿罪客体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位。
一、受贿罪客体的理论聚讼
（一）国外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50年代初从前苏联引进的，认为犯罪构成系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的统一体。该四要件说，对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实务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说到目前为止仍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构成要件的通说。在国外，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没有关于“犯罪客体”的概念。在它们的理论中，与之最为类似的就是“保护法益”。
对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什么，即受贿罪侵犯的是何种法益。在立法形式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立场：起源于罗马法的立场是，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根据这一立场，不论公务员所实施的这一行为是否正当合法，一旦他要求、约定或收受与职务有关的报酬，就构成受贿罪。起源于日耳曼法的立场是，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纯洁性、公正性、不可侵犯性。根据这一立场，只有当公务员实施违法或不正当的职务，从而要求、约定或者收受不正当报酬时，才构成受贿罪。[2]无论是基于哪一种立场探讨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学者之间也是意见不一。例如在日本，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就存在着以下四种观点：一是认为受贿行为侵犯的是公务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二是认为受贿行为侵犯的是公务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三是认为受贿行为同时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四是认为受贿行为违背了公务员廉洁的义务。[3]很明显，第一种观点与起源于罗马法立场上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相同；第二种观点主要是站在起源于日耳曼法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立场之上；第三种观点则是把起源于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的结合；第四种观点--------仅是第一种观点的同义反复而已（仅是将第三种观点中的两个方面结合成了一个），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二）国内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
相对于国外关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的学说，我国关于受贿罪客体的理论表述则要复杂的多，主要有单一客体说、复杂客体说和选择性客体说。
〈1〉单一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仅涉及一个客体，即单一客体。关于单一客体为何种客体，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该观点是我国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赋予工作人员某种职权，是希望国家工作人员能够利用其职权实现国家的基本职能，而国家工作人员却将其作为权钱交易谋取私利的资本，严重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第二种观点是廉洁性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里的廉洁性包括国家机关（或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它揭示了受贿罪的本质，体现了各种形式的公务受贿犯罪行为的本质，对此国外也有许多学者持相同的主张。[4]还有一种观点与此类似，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5]第四种观点是不可收买性说，认为受贿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过于抽象，它包括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认为受贿罪客体应仅指前者。
〈2〉复合客体说。该说认为受贿罪客体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复合性，即受贿行为侵犯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这些客体都是受贿罪的客体。理论界关于该罪复合客体的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公务）受贿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往往与其它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干扰并破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甚至使经济活动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也就侵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活动。[6]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秩序。（公务）受贿罪不仅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而且作为财产性犯罪的一种，它还严重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也被众多（公务）受贿罪所证实。[7]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和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持这一观点学者认为，“利用职权，索取或收受贿赂，是对为政清廉的否定，是对职务行为的玷污，是与廉政背道而驰的腐败行为。这种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是（公务）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之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去索取或收受贿赂，就必然使其职务行为受到腐蚀，使职务行为偏离法制的要求，使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及其良好声誉受到侵犯。”[8]第四种观点认为受贿罪的客体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产所有权。如有学者就认为，（公务）受贿罪不仅侵犯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且也侵犯了职务活动的公正性。“综上，（公务）受贿罪的犯罪客体主要是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同时，由于财物的所有人是为谋取某种利益才被迫或者主动交出财物，并非完全自愿，因此，（公务）受贿罪也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9]
〈3〉选择性客体。认为受贿罪的客体是一种综合性客体，不能明确地说受贿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还是复合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应依具体的受贿行为而定，即具体受贿行为侵犯了何种客体，则受贿罪客体就是什么。例如，在“受贿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在“受贿不枉法”中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公正性则并没有受到侵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少。
二、关键术语的区分
在探讨比较合理的受贿罪客体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下几组关键术语进行一下区分。
（一）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
刑法学理论按照犯罪行为侵犯社会关系的范围大小的不同，把犯罪客体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
〈1〉三种客体的区别。任何一个具体的犯罪行为都会同时侵犯三种基本客体，但三种客体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同的。①侵犯行为的来源不同。一般客体，又称为共同客体，是一切犯罪行为共同侵犯的客体。侵犯来源于所有的犯罪行为。同类客体是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侵犯行为来源于特定的某一类犯罪行为。直接客体是某一种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客体，侵犯行为来源于具体的某一种犯罪行为。②社会关系的范围不同。一般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整体，而不是某些具体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同类客体是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而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某一个部分或者某一个方面。我们知道，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各种具体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也不尽相同，不过有些犯罪侵犯的客体内容又有某些相同之处，所以人们就可以根据某些客体内容的共同性，将犯罪客体归纳为若干大类，从而形成不同的犯罪同类客体类别。直接客体是某一特定犯罪所直接侵犯的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现实社会中的犯罪都是具体的，具体的一种犯罪行为不可能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都遭到同样的侵害，而只可能侵害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部分或者有限的几个部分。这些被侵犯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就是我们这里所称的犯罪的直接客体。③功能不同。犯罪一般客体反映着犯罪行为的共同本质，是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集中表现。犯罪一般客体是否存在，是罪与非罪区分的原则界限。同类客体的存在有助于科学地区分犯罪的性质及其危害程度，准确地定罪量刑。犯罪直接客体能够最直接地揭示某一具体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
〈2〉三种客体的联系。同类客体是直接客体的抽象，一般客体是同类客体的再抽象，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之间是一种抽象与具体、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三者之间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任何一种犯罪中都有三者的存在；三者是有机的整体。
（二）单一客体和复合客体
这是根据犯罪侵犯的直接客体的不同数量所进行的一种分类。单一客体又称简单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仅仅侵犯一种社会关系，即只有一个直接客体，具有单一性、普适性。复合客体，又称复杂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两种或两种以上具体的社会关系，即有多个直接客体，具有复合性、同时性和普适性的特征。复合性要求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必须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同时性要求复合社会关系在受到侵犯时必须是同时的，不能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普适性要求该犯罪的每一种具体行为都同时侵犯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复合客体对该犯罪的每一种具体行为都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存在例外的情况。
（三）主要客体和次要客体
该种分类是在多个客体存在的情况下，由于涉及到犯罪行为的立法归类，因此而进行的划分。“主要”与“次要”的划分标准，是看被侵犯的该种具体社会关系为刑法保护的重要性程度和遭受犯罪侵害的程度。程度较高的为主要客体，反之为次要客体。由于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是按照犯罪所侵犯的主要的直接客体性质，去进行犯罪的立法归类的。
三、受贿罪客体的探讨
（一）各种受贿罪客体观点的评说
由上可知，关于受贿罪客体的观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哪一种观点更加合理呢？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各种观点中的分歧点：
〈1〉“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无论在单一客体说还是在复合客体说，都有一些学者把“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前者是理论界传统的观点，后者是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的。其实，“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主要是管理活动，它与“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的观点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所以在此我们将其视作同一观点，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我们认为，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缺陷：①不具有直接性，也就是说“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并不是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在此我们必须明确一个问题，即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还是同类客体。根据前述的有关直接客体和同类客体的理论，直接客体是某一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同类客体则是对直接客体的抽象。所以当我们研究受贿这一种具体的犯罪行为时，很明显它侵犯的客体应是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而不应是这类社会关系的抽象——同类客体。某些受贿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它犯罪，例如刑讯逼供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也同样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所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应是该类犯罪的共同客体，而不是受贿罪的直接客体。②不具有普适性。即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是受贿罪的客体，那么所有的公务受贿行为都必定对这一客体造成了侵害而不能存在任何的例外。事实上，这种例外情形是存在的，有些公务受贿行为并没有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例如，在受贿后尚未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中，国家工作人员虽索取或收受贿赂的，但并没有影响到“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若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就无法将这些情形包容进去，势必会纵容犯罪。所以“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也不符合受贿罪客体具有普适性的要求。
正是由于79刑法把受贿罪规定在渎职罪中，所以在刑法未作修改前，许多学者未区分受贿罪客体与渎职罪客体的异同，而把渎职罪的客体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直接作为了受贿罪的客体。我们认为受贿罪与渎职罪之间不存在竞合问题。 我们主张新客观要件说，该说认为受贿罪所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指受贿人实际为他人谋取的行为或结果，而是指受贿人的一种许诺，一旦受贿人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同时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以满足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构成受贿罪。[10]可见，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不能涵盖渎职行为，两罪是彼此独立。所以，97刑法将受贿罪及其他贿赂性犯罪从渎职罪一章中抽出，与从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抽出的贪污类犯罪合并一起，设专章予以规定。
综上所述，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或“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作为受贿罪的客体或其中之一都是不科学的。
　 〈2〉关于“公私财产所有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秩序”。在现有的受贿罪客体理论中，还未有学者将“公私财产所有权”单独作为受贿罪的客体，而只是把它作为该罪复合客体中的一种。但“公私财产所有权”能否在受贿罪的客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呢？我们认为受贿罪的客体不应包括公私财产所有权。行贿与受贿属于对合犯，没有行贿行为，就没有受贿行为的产生，行贿人是自愿交付财物或提供非财产性利益的（当然索贿情况除外）,用以收买他人利用其职务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可见受贿人根本没有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故意内容，更遑论破坏财产所有权关系。另外，在现实中以非财产性利益作为受贿对象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为大众传媒所关注的性贿赂。从立法趋势上看，将这类犯罪对象纳入受贿罪的对象中已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形下的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作为受贿罪的客体，势必会对将来该受贿罪的定罪量刑带来混乱，也是缺乏前瞻性的表现。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秩序是否是受贿罪的客体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认定受贿罪为经济犯罪。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公布以后，由于该《决定》规定（公务）受贿罪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并将（公务）受贿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所以刑法学界肯定说认为，（公务）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更主要、更直接地表现在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侵害上。我们认为，只有发生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这部分受贿罪才具有经济犯罪的性质，该《决定》对经济交往中的受贿罪作了明文规定，实际上这部分属于经济受贿罪，经济受贿罪的直接客体是双重的，即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经济受贿罪不同一般受贿罪，一般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3〉关于“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如前所述，有些学者认为“廉洁性”过于抽象，可分为“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将受贿罪的客体归之于“不可收买性”。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充分的。国家授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职权，国家工作人员就承担了廉洁奉公的义务，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把它当作权钱交易的砝码，就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但同样应当看到这种受贿行为也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身份就蕴含了其职责上、纪律上应具有的“公正性”的内容。因此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和目的，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受贿行为非法获取其不应得之财物，就必然会侵犯“公正性”的内容。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公正性受到了侵犯自不待言，现在理论界只是对“贪赃不枉法”时“公正性”是否受到了侵犯观点不一。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性”同样遭到了侵犯。“当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时，即所谓的贪赃不枉法，实际上也是用公正性在做交易，因为如果没有‘贪赃’，那么对方的正当利益就不可能实现，同样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11]所以，将“廉洁性”分解成“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且在国外，源起于罗马法的“不可收买性”和日耳曼法的“公正性”在分离了多年之后正在走向融合，我们现在再对其进行区分，也是与世界潮流相违背。“国外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不约而同地把受贿罪的性质与职务联系起来。因此受贿罪的性质应从职务入手来揭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理所当然应当成为受贿罪的客体。”[12]
〈4〉单一客体、复合客体和选择性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到底是单一客体、复合客体还是选择性客体，至今仍没有一个定论或者通说。在这三者之间，选择性客体理论的缺陷是最明显的。选择性客体理论认为受贿罪客体时而单一、时而复合，不具有固定性，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这种理论很明显与客体的一般理论相违背，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应具有普适性，放之各种公务受贿行为而皆准，不能因时因地而变。就复合客体而言，复合客体应具有三性，即复合性、同时性和普适性。在受贿罪的直接客体中能够符合这三性要求的也就只有“不可收买性”和“公正性”。而这两个客体又是“廉洁性”这一客体的分解，能被“廉洁性”一个客体所包容。如前论述再对其分解而认为是复合客体实无意义。在现有的复合客体理论中，都混淆了犯罪客体和犯罪后果的概念。犯罪后果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产生的危害社会的后果，但犯罪后果所表明的社会关系的破坏，并不一定就是某一具体犯罪行为的直接客体。例如，受贿罪中的“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公私财产所有权”等，它们都可能被受贿行为所侵害，但它们在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中起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并不能反映受公务贿罪这一特殊行为的特性。所以我们主张，受贿罪客体为单一客体。
（二）受贿罪客体的合理定位
综上所述，受贿罪的客体既不是复合客体也不是选择性客体，应具有单一性。受贿罪的客体是直接客体，而不是一般客体或同类客体。受贿罪的客体必须能够反映该罪的特征。所以受贿罪的客体比较合理的表述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廉洁性”。首先，这一客体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国家的授权而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是人民的公仆。为政清廉，始终保持其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基本要求。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谋利而进行交换时，这种权钱交易行为就构成了对廉洁性的侵犯，这也是受贿罪的本质。其次，它能够体现所有的公务受贿行为的本质。一些比较特殊的受贿行为，例如受贿不枉法、受贿后还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性贿赂行为等都可包容在内。最后，这一定位也符合了国际上关于受贿罪保护法益的发展潮流，即起源于罗马法的“不可收买性”和日耳曼法的“公正性”的融合。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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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食品卫生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０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江苏省食品卫生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十条第（三）项。
二、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卫生许可证应当每年进行一次年度审核。”
本决定自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江苏省食品卫生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江苏省食品卫生条例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根据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０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食品卫生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保证食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适用于一切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以及食品的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和有关环境。
　　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食品卫生工作的领导。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各级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经贸、铁道、交通、民航、农林、水产、盐业、药品监督、出入境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其职责范围内做好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第四条鼓励单位和个人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和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检举、控告。
　　对被举报的行为，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将调查结果反馈举报人，并为举报人保密。举报经查证属实的，由有关部门给予举报人适当奖励。
第二章食品卫生的基本要求
　　第五条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食品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生产经营及其原材料等，应当符合国家和省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食品卫生的基本要求。
　　第六条食品生产经营过程除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有与产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加工、包装、贮存等厂房或者场所；
　　（二）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周围二十五米内无可能对食品造成污染的非水冲式厕所、垃圾场（堆）等污染源，场地应当平整、坚实，便于清扫、冲洗；
　　（三）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不得存放与食品生产经营无关的物品，不得生产、贮存或者兼营有毒有害产品；
　　（四）在烹饪后至食用前需要较长时间存放的食品，应当在１０℃以下或者６０℃以上的温度条件下储存；
　　（五）保健食品的生产必须达到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的要求，生产片剂、胶囊、丸剂以及不能在最后容器中灭菌的口服液等产品应当采用十万级洁净厂房。
　　第七条餐饮业加工场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厨房应当布局合理，使用面积应当符合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要求；
　　（二）有符合卫生和环保要求的给水、排水、排油烟系统，墙壁应当有一点五米以上的墙裙，地面应当有一定坡度，墙裙和地面应当用防水、防潮、可清洗的材料制成；
　　（三）凉菜间应当配有与加工量相适应的专用冷藏、洗涤、消毒设施和符合要求的更衣场所；必须配备降温设施，室内温度不得高于２５℃；
　　（四）从事送餐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设有专用配餐间、送餐车，并保证清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
　　第八条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
　　第九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
　　（一）使用非食品用化学品处理的粮食、油料、水产品、肉类、蔬菜等食品；
　　（二）使用非食用酒精兑制的酒类；
　　（三）使用变质、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
　　（四）注水、掺水、使用非食用色素的肉类等食品；
　　（五）混装有可能影响食品卫生质量的非食用物品的食品；
　　（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加入药物的食品；
　　（七）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食品原料及其制品；
　　（八）已经死亡的黄鳝、甲鱼、乌龟、贝类、淡水蟹等水产品，可能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
　　（九）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等及其制品；
　　（十）未按照规定取得卫生许可证生产经营的食品或者未经检验检疫以及检验检疫不合格的食品；
（十一）未按照规定索取检验合格证或者化验单的食品；
　　（十二）未经依法批准的新资源食品、保健食品；
　　（十三）《食品卫生法》禁止生产经营的其他食品。
　　第十条生产、经营和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食品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生产经营的食品添加剂未经批准、受污染、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限的；
　　（二）以掩盖食品腐败或者以掺杂、掺假、伪造为目的而使用食品添加剂，使用未经批准的食品添加剂，扩大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的；
　　（三）原材料、助剂超出规定使用的品种、范围和使用量的；
　　（四）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生产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造成食品污染的；
　　（五）其他不符合国家和省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规定的。
　　第十一条食品不得与有毒、有害的物品混放或者与有毒、有害的物品用同一货箱、货柜装运。
　　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工具容器和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设备应当符合食品卫生要求。长途运输的食品应当有外包装。运输易腐食品应当使用专用容器和运输工具，并定期清洁消毒。
　　第十二条用于与食品直接接触的纸张、塑料、橡胶、涂料、金属材料等及其制品，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其产品说明书或者产品标识应当标明食品用字样。
　　严禁用废旧塑料、酚醛树脂以及国家规定不允许使用的其他原料生产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等。
　　第十三条定型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必须在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上根据不同产品分别按照规定标出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或者代号、规格、配方或者主要成分、保质期限、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等。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产品说明书，不得有夸大或者虚假的宣传内容。
　　食品包装标识必须清楚，容易辨识。在国内市场销售的食品，必须有中文标识。
　　第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动物产品检疫的监督管理；制定加快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的规划并组织实施，使蔬菜生产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无公害标准。
第三章食品摊贩和城乡集市贸易的食品卫生
　　第十五条城乡集市贸易的一般性食品卫生管理，即对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和对食品进行感官检查及查验证照等，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食品卫生的监督检验和技术指导，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第十六条食品摊贩和城乡集市贸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相对固定的场所，并设置相应的亭、棚或者车；
　　（二）营业时必须在明显位置张挂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健康证，人员与证、照应当相符；
　　（三）生产经营的食品应当新鲜、无毒无害，直接入口食品的感官性状应当良好；
　　（四）从业人员工作时，必须按照食品卫生要求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必须将手洗净，不得留长指甲、涂指甲油或者戴戒指，不得在食品加工经营场所内吸烟；
　　（五）从事直接入口食品加工销售的，应当设置防蝇、防尘、防雨、防晒等设施，并使用卫生工具销售食品，钱款和食品应当分开放置；
　　（六）加工过程中应当将生、熟食品分开。
　　第十七条餐
（饮）具应当符合食品卫生和环境保护要求。
　　非一次性使用的餐（饮）具必须经消毒合格后方可使用。有条件的集市贸易，应当设置消毒场所；对不具备自行消毒条件的餐（饮）具进行集中消毒。
　　一次性使用的餐（饮）具不得重复使用。禁止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饮）具。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蔬菜农药残留量的监测工作，城乡集市贸易市场的经营者应当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初步检测。工商、卫生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蔬菜销售中农药残留量的管理和监督。
　　第十九条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城乡集市贸易市场的经营者，负责市场内公用卫生设施的配备、日常维护以及对场（院）内食品摊贩和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布局、划行归市等卫生管理工作；负责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食品卫生的宣传培训，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出售食品的感官检查。
　　第二十条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周围环境应当整洁卫生，其选址和设计布局应当符合食品卫生要求：
　　（一）有完善的给水、排水设施，防鼠设施应当完好；
　　（二）应当配备数量足够的公用垃圾箱（筒），并保持密闭；
　　（三）在场（院）内设置的厕所必须为水冲式并符合无害化要求；
　　（四）应当有足够的人工照明和通风设施。
　　第二十一条对于不能集中设摊的食品摊贩，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权部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设摊，符合条件的发给设摊证明。卫生行政部门凭设摊证明，进行食品卫生审核，对符合条件和要求的核发卫生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已经领取卫生许可证的食品摊贩按照规定核发营业执照。
　　对无照经营的食品摊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取缔。
第四章食品卫生的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二条申请领取卫生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符合《食品卫生法》和省有关食品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的规定。
　　食品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由省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申请领取卫生许可证，应当向负责发证的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相应的申报资料。卫生行政部门收到申请书及申报资料后，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形式审核，对不符合要求的通知其补正。
　　接受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在申请人资料符合要求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审查。符合条件的，发给卫生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发给卫生许可证的原因。
　　第二十四条卫生许可证应当每年进行一次年度审核。
　　第二十五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卫生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不得擅自变更。需要变更生产经营范围的，应当向发证的卫生行政部门重新申请；未申请办理的，视为无证经营。
　　同一生产经营者在登记的场所以外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应当依法重新申领卫生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食品、食品容器、食品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的生产企业，应当建立检验机构或者配备专职检验人员，并按照有关标准对其产品实施检验。
　　食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食品卫生规范和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组织生产，并有完整的生产和检验记录，记录保存时间与产品保质期相同。
　　第二十七条建筑工地的集体用餐必须依法接受食品卫生监督，食堂的基本卫生设施应当符合食品卫生要求。
　　工程施工单位负责施工工地食堂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对建筑用亚硝酸盐等有害物品应当严格管理，防止误食。
　　第二十八条食品广告内容必须合法、真实、健康、科学，不得作夸大或者虚假的宣传，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有涉及药品的宣传，非保健食品不得宣传保健功能。
　　食品生产经营者发布保健食品广告，应当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说明书和标签为准。
　　第二十九条举办食品博览会、展示会、食品节等大型食品展销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向参加食品展销活动的单位索取卫生许可证、食品检验报告和其他有关证明，并接受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发生食物中毒或者疑似食物中毒事故的单位和对食物中毒病人进行治疗的医疗卫生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食物中毒发生的单位、地址、时间、中毒人数、可疑食物等。
　　学校发生食物中毒的，学校、负责治疗的医疗卫生单位除向所在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外，还应当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报告。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已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采取临时控制措施，责令食品生产经营者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食品生产经营状况，制定和组织实施年度食品卫生抽样监测计划，并将抽样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布。下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抽样监测计划不得与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计划重复。对同一批次产品不得进行重复监测。
　　除出现或者可能出现食物中毒、重大疫情等特殊情况外，卫生行政部门不得在年度抽样监测计划外另行组织临时抽样监测。经监测合格的，自合格之日起三个月内，未经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不得重复抽样。
　　抽样监测所需费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境外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食品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等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尚无国家卫生标准的，进口单位必须提供输出国（地区）卫生部门或者组织出具的卫生评价资料，经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审查检验并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
　　进出口食品的卫生监督管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可以视情节轻重处以二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或者不符合营养、卫生标准的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销毁该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的第十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卫生要求的食品，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导致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造成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人数在十人以下的，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人数在十一人至三十人之间的，处以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三）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人数在三十一人至一百人之间的，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四）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人数在一百零一人以上或者人员死亡的，处以违法所得四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在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有本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定型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上不标明或者虚假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限等规定事项的，或者违反规定不标注中文标识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未取得健康证明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责令改正，可以对食品摊贩处以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应当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并处以二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决定；属于其他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由其他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
　　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者卫生许可证的，应当同时告知为其发放营业执照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第四十二条拒绝、阻碍食品卫生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违反《食品卫生法》及本条例的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五条本条例自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