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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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


绍兴市人民政府令第2号


　　现发布《绍兴市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代市长 鲁志强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三日
绍兴市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和《浙江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速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增强企业活力，把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和市场竞争的主体，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依照法律法规，自主决定招收职工的时间、条件、方式和数量，劳动部门不下达招工计划，不审批招工简单，不办理录用手续。企业录用职工后到当地劳动部门办理劳动合同签证和核发《劳动手册》、《职工养老保险手册》，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基金。
　　第三条 企业招收新职工，应遵循先城镇、后农村，先当地、后外地的原则。经劳动部门同意，可以招收不迁户粮的农民、外地合同工、轮转工、季节工等。
　　第四条 持蓝印户口的待业人员，在招工就业、劳动报酬、福利待遇、养老保险方面与城镇待业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第五条 企业自主确定用工形式，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条件暂不具备的可先在企业内部实行劳动合同化管理。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企业，职工应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经当地劳动争议仲裁部门鉴证，企业和职工必须严格遵守履行。任何一方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再按规定程序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第六条 企业对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聘用制，实行公开考核，竞争上岗，择优聘用；可以从生产服务人员中选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也可以到生产服务岗位上工作，待遇按聘用岗位享受。
　　企业应建立各级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任免（聘任、解聘）、评议等工作程序和民主监督制度。
　　第七条 对不能组合上岗的职工，企业可以采取培训、试岗、待业的办法。
　　第八条 企业富余人员坚持以内部消化为主，社会调剂为辅的原则，多渠道、多形式予以安置，提倡企业以开辟新的生产经营门路或兴办第三产业安置富余人员。为安置富余人员兴办的独立核算、属第三产业的企业，经批准可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的照顾。
　　第九条 允许富余人员停薪留职和自谋职业。停薪留职人员与原单位签订有关协议，缴纳基本养老金，可以连续计算缴费年限。富余人员自谋职业开办资金确有困难，经劳动部门核准后，可按规定将其待业后应享受的待业救济金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第十条 对接近退休年龄（离真正退休年龄不足五年）难以坚持正常工作的，经本人申请，企业批准，可以“离岗退养”，待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时，再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离岗退养”职工属企业在册职工，企业应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其缴纳年限可连续计算。
　　第十一条 企业要加强劳动管理，在严格定员定额的基础上，可采用考评竞争、择优上岗等方式，优化劳动组合，搞好劳动力的合理管理。
　　第十二条 坚持培训、考核、使用、待遇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加强职工培训，建立健全面向市场、符合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需要，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
　　第十三条 企业有权根据生产工作需要，自行确定和调整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第十四条 企业可根据《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结合实际制订厂规厂纪，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实施。
　　第十五条 企业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和辞退、除名、开除职工。但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随意辞退、开除职工，随意解除劳动合同，侵害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 职工流动可不受原所有制身份的限制。对参加同一养老保险机构的企业之间的职工流动，由企业自行决定，不再办理其他审核报批手续。凡经流动的职工，均需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鉴金手续和接转养老保险关系。
　　第十七条 企业必须坚持工资总额的增长幅度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幅度，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以下简称“两低于”）的原则，按照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不同的调控办法。
　　第十八条 凡经批准的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可自主确定工资总额。
　　第十九条 转换经营机制试点企业，仿“三资”企业、投入产出总承包和“税利分流”等试点企业，根据“两低于”的原则，可自主确定工资总额。
　　第二十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仍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以下简称工效挂钩）的办法，工资总额按经济效益和挂钩比例浮动，原则上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第二十一条 实行“两低于”和工效挂钩的企业，职工的全部工资性收纳入挂钩的工资总额，随企业的经济效益浮动，逐步取消挂钩总额之外的提取工资项目，同时，调整挂钩工资总额基数。
　　第二十二条 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的企业，按工资总额包干数提取工资并自主使用，增人不增工资，减人不减工资。
　　第二十三条 企业内部的工资制度和分配形式，均由企业自主决定，可以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也可以实行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定额工资、质量工资、提成工资等。企业内部分配应向科技人员以及苦、脏、累、险一线岗位倾斜。
　　第二十四条 企业可以制定职工晋级增薪、降级减薪的办法、条件和时间，自主决定工资奖金的分配档次。政府有关部门不再对企业提出发放奖金和晋级增薪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 厂长晋升工资应当报企业主管部门或企业董事会审批。企业主管部门和董事会可以按企业经济效益情况确定厂长的工资待遇。
　　第二十六条 调入企业人员`再次就业人员以及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技校毕业生的工资，由企业根据现行有关规定自主决定。
　　第二十七条 企业应当每年从工资总额的新增部分中提取不少于是10%的数额，建立工资储备基金，工资储备基金累计达到本企业一年工资总额的，可以不再提取。
　　第二十八条 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度或其他分配制度改革的企业，可以从效益工资或奖励基金中，按人均月15元至此20元的增量，用于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的企业，可以把部分津贴、补贴纳入岗位技能工资制的基本工资部分。
　　第二十九条 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程序，完善职工群众民主参与管理的制度。企业内部工资、奖金分配方案须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查同意，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条 企业违反规定或者以弄虚作假等手段增发工资`奖金的，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多得的不正当收，应当限期扣回。
　　第三十一条　按照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资金统一筹集的原则，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条件的企业可建立企业补充养老金制度。
　　第三十一条 按照绍市府发（1993）6号文《关于印发绍兴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实施意见的通知〉，改革基本养老保险金计发办法。
　　第三十三条　改革工伤、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劳动保障社会化程度（具体办法另定）。
　　第三十四条 加强对离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逐步实行由社会保险机构直接发放离退休费的办法。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民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外贸、物资、农林、科技等企业。
　　第三十六条 本市原有规定如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各县（市、区）可参照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体改办、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对“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风波”的法伦理学分析

梁剑兵 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


内容摘要：“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虽然尚未结束，但却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法制理论资源。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基本的政治和法律伦理规则必须同时合乎理性的正面和侧面，也必须具有合法性。在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之间，必须建立双向互动的价值追求整合平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国家应该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

关键词；国家意志，人民意志，伦理，法律，价值追求与整合

随着董建华先生宣布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二读押后”，发生在香港的“对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这样一个法案，在将来会不会得到港人的认可并且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笔者无法预测，也无意进行预测。笔者只是觉得，对这样一个也许对中国未来法制现代化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法伦理学不可以轻易的放过。我们必须从其中总结出一些有益于国家未来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理念和新思维，以便于大家先认可然而后认同之，为今后中国的立法提供出一些新的立法原则和初始规则，进而对国家和对人民均产生双重的教导意义，乃是法伦理学不可推卸的义务。笔者冒昧作如下归纳，企为引玉之砖。

首先：己欲，勿施于人。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能强迫他人喜欢。这种伦理规则得以成立的的大前提是：凡是自己喜欢的，他人也喜欢；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他人也不喜欢。用价值哲学的话来说，在价值评价标准相同的主体之间，该伦理规则是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合法的。但是，这规则如果实施于价值评价标准不相同的主体之间，则是不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喜欢吃狗肉的人，是不应该认为所有的其他人也和自己一样爱吃狗肉的！所以，在专制社会中所形成的这一伦理规则，是建立在“思想统一”的思想专制主义基础上的，因而不仅仅是片面的，甚至往往成为国家无视个体和他人价值的最合理解释工具。
在现代社会，该规则虽然因为其合乎理性的基本正面（例如狗肉不仅可食且对健康有益）而仍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国家将此规则的附随规则“己欲，则施于人”运用于价值追求不同的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国民，就会变成一种非法的伦理侵略。所以，我们应该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依照理性的多面性，对这一规则进行改造和补充，使之不仅仅合乎理性的正面，也合乎理性的侧面（例如豢养宠物狗的人在感情上拒绝将狗肉作为食物），进而增加其合法性。通俗的讲：国家喜欢的，民众如果不喜欢，国家就应该坚决的实施“己欲，勿施于人”主义！或者更坚决的建立一个与此规则相适应的附随规则“己所不欲，则施于己”，这其中的理性根据很简单：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必须接受人民意志为自己的最高意志，国家不能将国家本身的意志和人民意志完全等同起来，并且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国家意志代替人民意志。
其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向来有政治伦理上的民本主义传统，笔者也坚定不移的相信眼下作为国家化身的政府是民本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我们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就不难发现这一伦理传统的光辉。但是，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民本主义是建立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论基础上的。在古代国家看来，民众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但是民众也是愚昧无知的，尤其是当国家的价值追求和民众的价值追求发生矛盾的时候，民众往往成为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破坏者，最后也破坏了民众自己的价值追求。因此，古代国家必须将民众的价值追求统一到国家的价值追求之下，为实现这一目的，作为国家化身的君王或者政府就应该以“牧羊人”的身份自居，而民众就是“羊群”。“牧羊人”应该驱使着“羊群”去寻找甘美丰腴的水草，便是一切古代国家民本主义者的基本理想。
在现代社会，这种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追求不一致前提下的民本主义仍然是合乎客观理性的，因而也具有基本的合法性。比如国家追求国家安全，人民追求社会的自由稳定。而欲求社会稳定和自由，前提是国家安全的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以此客观理性为根据，进而推导出“人民追求的社会自由和稳定价值”应该服从“国家追求的国家安全价值”便是错误的。原因也很简单：“国家安全”和“人民自由稳定”相比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或者换一句话说：“国家安全”只是工具价值，而“人民自由和稳定”才是终极的目标价值。所以，法伦理学认为，必须对传统的民本主义伦理观念下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进行改造，使其具有以下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理解：（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如果民众喜欢自由和稳定，国家便应该舍弃自己的既定政策，用法律制度的基本程序来满足民众的愿望；如果民众盲目的认为国家的既定政策危害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只顾及眼前自由，却忽视了长远的国家安全对自由的保障作用，国家就应该在理性的原则下设法教育民众，使民众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如同股东与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关系。凡是民众追求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顺应民意制定政策并执行之；凡是民众反对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通过民主程序和舆论渠道了解民意，下情必须尽快上达，使国家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免得政府因不了解民意而盲目制定政策，进而损害政府的权威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使社会陷于混乱，人民失去自由和稳定。在以上的两个基本理解中，“（一）”表明的是政府对待民众的基本伦理规则；“（二）”表明的是民众对待政府的基本伦理规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
再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虽然在贤明政府的领导下，国家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符合人民意志的，但是仍然难免二者相互冲突的情形发生，这次“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便是这种意志冲突的一个实证。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意志符合人民意志的实证也发生在香港基本法领域内，那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这两个事件虽然很偶然的都发生在香港基本法的具体条文上，但是却具有截然不同的事件根源：前次事件错在人民，因为人民在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不严谨，致使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法律漏洞，没有完整表达人民意志，从而被企图破坏香港社会自由和稳定的势力所利用，所幸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广义上的政府）应香港政府的要求及时采取了立法措施，以国家的意志弥补和纠正了这一漏洞，保证了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后一个事件错在国家，在香港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比较多和人民生活困难的背景下，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不合时宜的推出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性极强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且有关具体条款的表述容易导致“后非典”时期比较敏感的香港社会的争议。所以国家的意志便被人民的意志所否定，其原因仍然是价值追求的不一致。人民追求的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纾解民困，稳定社会，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而国家则主要追求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制完善，虽然二者的立场都是合乎政治伦理的，但是，政府方面似乎颠倒了两种价值追求的相互关系。所幸的是，政府方面也很及时的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才发表声明宣布：“港府行政会议特别会议决定将《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押后恢复二读，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加强向市民解释修订案内容。” 从而为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奠定了法律立法程序意义上的保障
可以说，以上两个实证的事件都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最为珍贵的资源。因为，这两个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先例，为我们如何解决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不一致的问题，以及如何使用平等互动的机制在国家与人民之间整合价值追求问题，建立了一个极其具有法伦理价值的方法和技术平台，那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虽然是中国古代法家的学说，但是在今天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简单的说：（一）、以法为教。“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应该、也只能够以法律的方法（例如依法申请的集会游行和示威、被法律保障的舆论自由等）去说服和教育国家，使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化身——政府极其官吏时刻牢记将国家意志隶属在人民意志之下，以人民的价值追求为国家的价值追求的目的。（二）、以吏为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告诉我们：国家应该以从人民当中选拔上来的德才俱备且有政治远见的官吏为教师，去说服和教育人民不要盲从，而应该按照合乎现代法制伦理的法律制度和理性表达自己的意志，并且正确、科学和严谨的将人民意志表述在法律条文中。避免出现类似于纳粹德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以破坏社会自由和稳定为目的的“人民意志”。在这样的平台被建立并且转化为我们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后，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便指日可待了。

最后：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先哲老子从其自然主义哲学出发，在政治上极力推崇“无为而治”，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论断。但是，老子提倡“无为而治”的用意不是要求国家无所事事，而是反对国家意志的恣意忘为。所以，治理大国（并非“小国寡民”）如同煎炸小鱼儿一样，不可用“国家意志”的铲子去任意的搅动“人民意志”。所以，国家为政，以不扰民和不多事为原则。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特征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在香港的有关立法活动，是比较容易与香港社会的英国式自由和法制传统发生“过敏反应”的一件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社会里的秩序关系，打深处就有自然练就的一环扣一环的机制，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和政府虽然可以主观地发号施令乃至用暴力强制，但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有的秩序会顽强的抵抗从而造成法制和社会混乱，反而不利于国家意志的实现。国家应该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秩序自身的变化，人民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追求都会发生变化，当“安全重于自由”的价值理念被人民接受的时候，有关法案的通过便是自然而然的“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之时。而在这之前，国家应该下大力气做的事情就是：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并以此次事件为开端，为今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创立一些新的初始规则和法律实现方法，则国家和人民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