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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周永坤


一、陷入困境的信访

信访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制度，虽然外国也有与中国的信访相类似的制度，例如法定的行政中介人制度、俄罗斯的投函政治制度、新加坡的中央申诉局制度、瑞典的行政专员制度等等。但是一个自上而下遍及立法、行政、司法各个部门接受投诉并解决纠纷的制度系统在世界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信访制度已经与新中国同在了半个多世纪，它发端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依应星的研究，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1年至1979年的大众动员型阶段，二是1979年到1982年的拨乱反正型阶段，三是1982年至今的阶段,[1]这大致是可取的。1950年代，在传递社会信息与解决纠纷的制度严重缺失的条件下,信访是一个有用的制度，它表达是新的政权与人民之间的亲密联系,同时是官员凭新理念解决社会纠纷的一个高度灵活与随意的制度。在一个缺乏起码民刑法律与宪法的动员型社会中，它几乎是唯一的、自然的选择。它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政治斗争，服务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是政治权威利用民众清除政治对手的制度，它的典型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告密行为。第二阶段的信访是大乱以后社会调整的产物，它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它的功绩是为成千上万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右派平反和为文革中受到冲出的人们陈情昭雪。在这一特殊时期，由于司法的权威严重不足，信访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代偿功能便得到迅速发展，一度成为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但是它明显地具有临时性、权宜性。随着历史问题的解决，随着中国大量法律的制定与法院制度建设的加强，法院在中国纠纷解决制度中的地位日益增强，信访制度一度开始弱化。[2]

前两个阶段信访生存的社会条件是单位社会，在一个单位社会里，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社会，由于单位领导对下握有经济与政治的全权，加上人们的利益主要来自权力的分配，人们产生纠纷的概率不高，且大量的纠纷在单位内就消化了，法院只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那个时代里我国社会的低诉讼率就是证明。1980年代中叶以后，单位社会迅速解体。首先是农村的土地承包制使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组织严密的单位社会解体；接着是城市的改革与大量公有制经济单位的破产与转制、个体经济的放开与外资的引进使城市的单位也随之大量解体。单位的衰落导致单位为中心的社会逐步解体，与此相应的是以契约为中心的社会的发生与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一个核心现象。这是一个宏大规模的社会重组运动。

单位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产生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一是人们的关系类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单位社会里，人际关系的主要类型是纵向服从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而在契约社会中人们的基础性关系是平权的关系，是权利关系。由此产生了第二个变化：纠纷的大量涌现。在权力服从型的关系中，由于主要的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这种关系中发生纠纷的概率相对低，同时由于力量的不平衡，许多矛盾被权力所掩盖：在那样的社会情景下，除了权力对弱者的道德同情以外，弱者没有办法与它讲理，所以他们通常的选择是“忍”。因此外化出来的纠纷很少，“走出”单位的纠纷就更少。契约社会则不然。在契约型社会里，由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权利关系（起码理应如此），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本身就很大，再加上双方平等的权利主体这一现实使纠纷不容易解决；失去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基层社会的权力拥有者解决纠纷的能力随之下降，纠纷便大量由基层向上传递。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需要新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这给提高法院的权威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事实上我国法院的权威在1980年代中叶前后是1949年以来最崇高的。[3]

但是可惜的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这法院地位的崛起被认为是不合中国国情的。一方面是社会将解决纠纷的希望寄托于各级各类的非司法机关而非法院——我们的许多纠纷是法院不予受理的：另一方面纠纷主体在高昂的诉讼成本压力下和非诉讼制度利好的引诱下纷纷走向非诉讼的机关。[4]这样，随着1990年代中叶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所带来的单位社会解体的加速，新社会纠纷大量拥向信访部门，这就形成了新的上访热。上访热的制度回应就是各级各类的机关内部都成立了信访机构，甚至法院也不能例外。信访机构由一个传达社会信息的渠道逐步变成了解决纠纷的正式机构。不唯如此，通过信访机构与各地最高权力的联系，信访机构事实上取得了走向“超级法院”的通道的角色，甚至本身就扮演着超级法院的角色，成为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部分，极端的就成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机构。所谓的“涉法信访”就是法院只是解决纠纷的“次级”机构的明证——法院的判决不是最终的，当事人通过信访可以重新启动司法程序，甚至在种种司法外权力的重压下不得不作出与自己先在的判决不一致的判决。因此，在理论上，只要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满意，当事人就有可能通过上访启动高于法院的权力来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判决，法院判决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最终性被打破。[5]

成功上访的信息刺激了民众上访的积极性，上访积极性的增加导致上访人数的增加，上访人数增加的压力促使信访机构提高效力，并促使社会对信访机构的投入以增加上访的产出。最近10年来，强化信访的努力在各地都存在，这一趋势在组织上的反应就是信访机构的行政级别普遍升格，信访机构权力不断增加，信访与权力评价的关联度日益加深，信访量的多少成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一努力的结果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信访的产出。

信访产出的增加在两个方面刺激了社会的信访热情。一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信访途径快速、合法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这将许多受到侵害的良善公民走向信访；二是信访使一些人取得了非制度甚至是非法的利益，起码信访使一些人（不是全部）通过上访取得了在制度内无法获取的利益。因为信访的产出往往是非制度性的、甚至是反制度的，[6]因此，与人们降低上访的初衷相反：信访产出的上升又刺激了上访的积极性，最终形成了无法解决的上访洪流。在最近１０年以来，信访量逐年增加。据官方统计，中国２００３年全年信访超过1000万件。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在去年接受《半月谈》采访时也坦陈：信访活动目前相对活跃。据统计，从1993年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开始回升以来，信访数量上升现象已持续10年。[7]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从2003年1月1日到11月26日为止，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上年同期增长了近20％。同一时间段，同比增长近1／3。周占顺局长同时指出，近期以来，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赴京访增加，来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上访总件数为17063件，上升幅度大，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8]各地的信访大体也呈现类似的情况。2000年至2003年，四川省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信访量一直居高不下，权力机关信访量增加43.9％。[9]为应对这一局势，各地的信访投入日益增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社科院课题组分析认为，由于信访机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缺乏强制约。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实行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10]　　

进入21世纪，信访工作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各种关于信访改革的呼声日高。从2002年开始，关于将信访纳入法制轨道与改革信访工作的文章开始涌现。[11] 2004年5月至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和他的6人课题组一起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这一调查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课题由国家软科学基金会资助。课题组的数据和结论全部来自于实证调查。调查通过对上访人群发放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来自全国各地2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进驻“上访村”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历时半年的调查结果最终表达的是一个清晰结论：信访制度作为历史产物已无法适用于当前，相反已是弊端丛生。“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12]

信访制度已经直到了死胡同，改革势在必然，但是如何改革才能解决这一世纪难题？

二、两种对立的改革思路

对信访潮的理论回应产生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思路：强化信访与取消信访。

主张强化信访的是国家信访局的官员和大部分学者。２００１年就有人提出建立“大信访”的建议。[13]最近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提议赋予信访部门更多如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它建议将行政问责制与信访结合起来。国家信访局张彭发主任也认为应该强化信访，加强现行信访部门的权力。有些人士已经建议出台《信访法》，甚至效仿法院两审终审制，确定两访终访制，用以保证有限度的上访，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强化信访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是信访必须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必须有权。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信访部门的功能无非两个：信息反馈和解决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谁愿意劳民伤财甚至倾家荡产地来北京。但如果信访部门没有足够的权力解决问题，那就是形同虚设。”二是中国的国情，司法不独立，需要这样的一个反馈系统。他指出，“我们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么一套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这是一个没有门坎的系统。”三是中国的救济方式太少。例如宪法学者杜钢建认为，中国目前的权利救济方式不是太多了，而是严重不足，不能仅依赖司法救济这一条路。[14]

强化信访的思路已经进入修改后信访条例的草案。原本要在2004年11月份出台的新的信访条例草案最明显的变化是部分扩大了信访机构的权限，增加了一些“实权”。此前，国家信访局研究室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露，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人们无法获知更多有关扩大权限的具体内容。[15]有的地方更是走在中央的前面，率先开始强化信访的功能与权力。例如，《四川省信访条例》草案就对信访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信访机关被授予交办权和督办权。这使信访机关这个曾经的“传声筒”变成了一个“实权单位”。更鲜明的是，明确了有关部门在交办和督办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并在全国首次提出行政问责制，直接授予信访机构对办理机构人员处分的建议权，通过明确法律责任，防止置之不理。[16]

与此相反，少数学者主张弱化甚至取消信访。社科院的于建嵘研究员是其代表。于建嵘认为，老百姓可以提意见和建议，把信访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一定要把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17]





在这两种绝然不同的声音中，强化信访的主张显然占了明显的上风。它不仅有学者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它有官方的支持。在中国的国情下，决定立法的首先是官员。新《信访条例》的出台无疑为这一短暂的争论打上了句号。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究竟向何处去？法治与与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或者，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将社会导向法治与和谐？新《信访条例》当然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例如，疑难信访事项可举行听证，过激信访构成犯罪将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对信访人保护的细化，信访方式的多样化，信访便民原则的细化，信访事项范围的扩大等。但是，新《信访条例》赋予了信访部门交办权、督办权，使信访部门从单纯的收发室走出，便于信访案件的监督和相关部门的及时办理；由过去的两级信访变为三级信访，加大了对相关部门的督办力度。很明显，它贯彻的是一条强化信访的思路。众长远来看，它对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将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一个涉及中国社会是否能走向法治的重大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



　　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就必须对信访制度作一个全面的剖析。

三、作为纠纷解决制度的信访制度的利弊

应当指出，信访权是我国各部宪法所保障的，是宪法性的权利，信访制度是一种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的方式。作为国家机关，接待信访是它的义务；作为公民，信访的权利依据是“信访权”。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9号

　　《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已由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02年8月2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2年8月20日


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保护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活动。

　　本条例所称动物，是指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

　　本条例所称动物防疫，包括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扑灭和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领导，组织制定重大动物疫病防治规划和应急预案，做好动物防疫物资储备，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及时控制和扑灭疫情。

　　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纳入部门预算。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根据动物防疫监督工作需要，在乡 镇 和屠宰场 点 、肉类加工企业派出防疫监督人员。

　　乡 镇 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本辖区内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工作。

　　第五条 卫生、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工作。

　第二章 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

　　第六条 动物饲养场、定点屠宰场 点 、动物交易市场和动物产品加工厂等单位，从事动物饲养、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疫条件。

　　动物饲养场应当做好动物疫病的计划免疫工作，配置消毒、隔离设施设备，采用符合动物防疫要求的饲养制度和饲养方式。

　　推进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加强和完善动物防疫基础设施，逐步推广规模化、标准化饲养方式，提高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水平。

　　第七条 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行计划免疫制度，实施强制免疫。所需生物制品由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组织，按照动物防疫计划逐级供应，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或者对外提供。

　　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制定动物疫病预防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强制免疫的病种名录按国家和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实施强制免疫后的猪、牛、羊、犬等动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动物免疫标识制度。

　　第九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健全动物疫情监测体系，并按照国家规定负责统一上报本辖区的动物疫情。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应当立即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饲养、经营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动物的，应当监护好现场，不得转移、出售和屠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动物。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到现场，采集病料，调查疫源，实施诊断，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

　　疫情处理以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或者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实验机构出具的实验诊断报告为依据。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 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或者二类、三类动物疫病呈暴发性流行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立即派员到现场，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并通知卫生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发布封锁令，并通报毗邻地区，同时组织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迅速扑灭疫病。公安部门应当协助做好疫区封锁和强制扑杀工作，做好疫区安全保卫和治安管理。卫生部门应当加强对人畜共患疫病病人的诊疗、防疫和控制工作。

　　第十二条 对封锁的疫点、疫区，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 对染疫、病死动物及易感染的同群动物，进行扑杀、销毁或者作无害化处理；

　　二 禁止易感染的动物、动物产品运出疫区以及易感染的动物进入疫区；

　　三 对易感染的动物进行疫病普查、监测，并按照规定实施紧急免疫注射；

　　四 疫点出入口和出入疫区的交通要道应当设置明显标志，配备消毒设施。对出入疫点、疫区的人员、运载工具和有关物品进行消毒；

　　五 疫点、疫区内的动物运载工具、用具、圈舍、场地以及动物粪便、垫料、受污染的物品，应当作消毒等无害化处理；

　　六 停止与疫情有关的动物屠宰和动物、动物产品的交易。

　　封锁疫点、疫区所采取的措施应当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第十三条 受威胁区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采取免疫接种、消毒等紧急预防措施。

　　第十四条 疫点、疫区内染疫的动物被扑杀或者死亡后，经过对该疫病的一个潜伏期的监测，未再出现染疫动物的，经有权的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确认合格后，由原决定封锁的人民政府解除封锁，并通报毗邻地区，同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五条 禁止出售、收购、加工染疫、病死和死因不明的动物。

　　第十六条 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装载工具等，在装前和卸后应当进行清扫、洗刷、消毒。

　　禁止在运输途中抛弃染疫、病死动物、染疫动物产品、粪便、垫料和污物等。

　　第十七条 为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情，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临时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应当配备检查、消毒等设施、设备，对无消毒证明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车辆实施消毒、出证处理；对进入或者途经我省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车辆，由首次检查的检查站对其消毒签章，其他检查站验章放行。检查站所需经费由市、县财政安排，省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公安、交通等部门应当协助做好动物运输的防疫监督检查工作。

　　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工作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当持证上岗，查证验物，不得收取费用；发现有违反动物防疫管理规定行为的，由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实施强制免疫后的动物因发生疫情被扑杀的损失及处理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补贴。因饲养单位和个人拒绝实施强制免疫而发生疫情的，动物被扑杀的损失及处理费用，由饲养单位和个人承担。

　第三章 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十九条 动物凭检疫证明配种、出售、屠宰、运输、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动物产品凭检疫证明、验讫标志出售、加工和运输。对依法应当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饲养、经营动物和生产、经营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前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申报后，对申报检疫动物的，应当在十二小时内派员到现场实施检疫；对申报检疫动物产品的，应当立即派员到现场检疫。

　　对依法应当具有免疫标识而没有免疫标识的动物，不得离开饲养地，并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免疫，所需费用由货主承担。

　　第二十条 对生猪等动物应当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动物屠宰检疫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

　　定点屠宰场 点 应当按照合理布局、有利流通、方便群众、便于检疫、管理的原则规划设置。

　　非定点屠宰的生猪产品和未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生猪产品不得进入市场交易；从事肉品销售、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饭店、宾馆、集体伙食单位，不得采购、使用非定点屠宰的生猪产品。

　　第二十一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自养自宰自用的生猪等动物，由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检疫；未经检疫的，不得自宰自用。

　　农民个人自宰自用的生猪等动物，屠宰前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请检疫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及时派员到现场检疫。

　　第二十二条 经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检疫证明，动物产品同时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志。

　　在流通、屠宰、加工环节，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货主在动物检疫员监督下作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其损失及处理费用由畜 货 主承担。在饲养环节，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作防疫消毒和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扑杀补贴按照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经检疫合格分割包装运输或者上市销售的动物产品，可以在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下，在其包装袋、箱外封口处加封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监制的检疫合格验讫标志。

　　第二十四条 从省外引进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的应当先到输入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办理申报登记手续，并经输出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引进的种用动物应当在输入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下，隔离观察饲养，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十五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奶牛等商品乳用动物进行结核、布鲁氏菌等疫病检疫和处理。

　　禁止出售或者收购未经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动物的生乳。

　第四章 动物防疫监督

　　第二十六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在执行监测、监督任务时，履行下列职责：

　　一 对动物饲养、经营场所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检查；

　　二 对动物、动物产品采样、留验、抽检；

　　三 对染疫、疑似染疫的动物和染疫的动物产品进行隔离、封存和处理；

　　四 对与动物防疫活动有关的证明、合同、发票、账册等资料进行查阅、复制、拍摄、登记保存；

　　五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执行监测、监督任务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支持、配合，不得阻挠、拒绝。

　　第二十七条 从事动物疾病诊断、治疗和动物阉割等动物诊疗活动的，必须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申领动物诊疗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与动物诊疗规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有兽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并从事动物诊疗助理工作两年以上，或者有兽医师以上职称，或者长期从事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并取得动物疫病防治员中级以上的职业资格；

　　二 有固定的与动物诊疗活动相适应的诊疗室和兽药房；

　　三 有保定、手术、消毒、冷藏、常规化验及无害化处理等动物诊疗设施。

　　申领动物诊疗许可证应当向县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由设区的市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核发，并报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动物诊疗许可证由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

　　动物诊疗许可证每三年审核一次。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不得从事动物诊疗活动。

　　第二十八条 免疫标识和检疫证、章、标志的格式和管理，按照国家和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执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让、出借、借用、涂改、伪造免疫标识和检疫证、章、标志，不得使用伪造的免疫标识和检疫证、章、标志。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从事动物饲养、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 宾馆、饭店除外 的动物防疫条件不符合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以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宾馆、饭店的违法行为，由卫生部门依照食品卫生法查处。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擅自销售、对外提供实施强制免疫所需生物制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生物制品，可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出售、收购、加工染疫、病死和死因不明动物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未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采取有效措施收回已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处以违法货值 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货值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没有检疫证明的动物、动物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对动物、动物产品依法补检，并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对拒绝补检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具有检疫证明但证物不符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依法应当具有免疫标识而没有免疫标识的动物，进入流通、屠宰等环节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补检，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饲养场 户 拒绝接受对奶牛等商品乳用动物进行结核、布鲁氏菌等疫病检疫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擅自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诊疗物品，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转让、出借、借用、涂改、伪造免疫标识或者使用伪造的免疫标识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免疫标识，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出借、借用检疫证、章、标志的，收缴检疫证、章、标志，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转让、涂改、伪造检疫证、章、标志的，按照《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六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记过或者撤销相应资格的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 未按照规定实施计划免疫和消毒的；

　　二 采购、供应、出售、使用过期或者伪劣疫苗的；

　　三 隐瞒或者延误疫情报告的；

　　四 对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不出具检疫证明、不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志的；

　　五 对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志的；

　　六 违反规定程序实施检疫的；

　　七 非法使用免疫标识和检疫证、章、标志的；

　　八 具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