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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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暂行办法
山东省日照市人民政府
日照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暂行办法
政府令15号
《日照市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暂行办法》已经2003年11月11日市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OO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一条 为保障农村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规、规章规定，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五保供养，是指对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村民，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的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全市的五保供养工作，区、县人民政府（含岚山办事处、日照经济开发区，下同）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五保供养工作，具体由乡镇人民政府（含街道办事处，下同）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 五保供养的对象（以下简称五保对象）是指村民中符合下列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
（一）无法定扶养义务人，或者虽有法定扶养义务人，但是扶养义务人无扶养能力的；
（二）无劳动能力的；
（三）无生活来源的。
法定扶养义务人，是指依照婚姻法规定负有扶养、抚养和赡养义务的人。
第五条 确定五保对象，应当由村民本人申请或者由村民小组提名，经村民委员会审核，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发给其《五保供养证书》。
第六条 五保对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村民委员会审核，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停止其五保供养，收回《五保供养证书》:
（一）有了法定扶养义务人，且法定扶养义务人具有扶养能力的；
（二）重新获得生活来源的；
（三）已满16周岁且具有劳动能力的。
第七条 五保供养的内容是:
（一）供给粮油、副食和燃料；
（二）供给衣帽、鞋袜、被褥、蚊帐以及其它生活必需品；
（三）提供符合基本生活条件的住房；
（四）及时治疗疾病，生活不能自理者有人照料；
（五）妥善办理丧葬事宜。
五保对象是未成年人的，还应当按时安排其就学，保障他们依法接受义务教育。
第八条 五保供养的标准应不低于当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具体标准由乡镇人民政府规定。
五保供养标准应当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第九条 五保供养实行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两种形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条件逐步提高五保对象的集中供养率。
第十条 敬老院以乡镇办为主，五保对象较多的，且集体收入状况较好的村也可以兴办。
五保对象入院自愿，出院自由。
有条件的敬老院可以向社会开放，吸收社会老人自费代养。
第十一条 敬老院实行院长负责制，并根据规模与工作需要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
第十二条 敬老院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用于改善供养人员的生活条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敬老院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给予扶持。
第十三条 实行分散供养的，应当由村民委员会、受委托的扶养人和五保对象三方签订五保供养协议，并由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监督执行。
第十四条 供给集中供养五保对象的粮、款等项费用，以及支付给敬老院的基本经费和敬老院工作人员的报酬，由乡镇财政统一解决，保证专款专用。确有困难的，区县财政可给予适当补助。敬老院为村办的，由村民委员会负担。
供给分散供养五保对象的粮、款等项费用及其护理人员的报酬由村民委员会负担。
乡镇敬老院集中供养的经费，年初由乡镇列入财政预算，按月拨付给敬老院。
第十五条 各级政府及村民委员会在安排救灾救济款物时，应当优先照顾五保对象，保障他们的生活。
第十六条 提倡和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兴办敬老院，以各种形式捐助五保供养事业，倡导志愿者服务。
第十七条 五保对象的个人财产，其本人可以继续使用，但不得自行处分；其需代管的财产，可以由村民委员会代管。
第十八条 五保对象死亡后，其遗产归所在的村民委员会所有；有五保供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处理。
第十九条 未成年的五保对象年满16周岁以后，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停止五保供养的，其个人原有财产中如有他人代管的，应当及时交还本人。
第二十条 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未按照本办法规定供养五保对象的，五保对象有权提出供养要求，区、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督促其限期纠正。
第二十一条 按照五保供养协议负有扶养义务的人，拒绝或虐待应扶养五保对象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五保供养工作人员贪污、挪用五保供养款物的，有关部门应当责令其全部退还，并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各区县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在华留学人员办理退学换汇有关问题的通知(废止)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在华留学人员办理退学换汇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3年4月30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
汇发[2003]62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各外汇指定银行：
近期，我国一些省市出现了非典型肺炎疫情，一些在华留学人员提出了退学的要求。为尊重这些留学人员的个人意愿，切实做好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现就在华留学人员退学换取外汇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为便于组织做好此项工作，在华留学人员的退学换取外汇事宜由其所在学校统一到当地的外汇指定银行办理。
二、在华留学人员所在学校应在购汇前对拟退学的留学人员人数进行认真统计，并持下列单证到学校所在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购汇手续：
(一)学校向外汇指定银行开具的办理退汇的申请函。申请函中应写明留学人员数，实际办理退学人员数，学费标准、实际退汇金额，其中汇往境外的总额和提取外币现钞的总额；
(二)拟退学的留学人员的护照及签证的复印件；
(三)学校为前往银行办理退款的工作人员出具的介绍信及该工作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三、在华留学人员所在学校向退学的留学人员退汇时，可以汇入该学生指定的境外外汇账户，也可以向该学生直接退还外币现钞或旅行支票。
四、若退学的留学人员需提取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其所在学校应当持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单证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并凭外汇局的核准件到所在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购汇汇出、提取旅行支票或提取外币现钞的手续。
五、在华留学人员所在学校向外汇指定银行购汇后，如在向退学人员办理退汇后出现结余，应持所余外汇到原购汇银行办理结汇。
六、各级外汇局和各外汇指定银行接文后应尽快转发至所辖机构和相关部门，并迅速组织贯彻。各级外汇局和各外汇指定银行应积极、主动地配合教育部门及各留学人员学校做好上述工作事宜，努力为拟退学的留学人员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反馈。
二ＯＯ三年四月三十日
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一次经济论坛上笔者的讲稿，后被《财经报道》杂志略加修改后刊发于2003年6期
“中国市场经济遭遇瓶颈”的深层原因
正当国际社会对中国近20年的高速发展赞叹不已时，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却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最强烈的一次“瓶颈期”！这次瓶颈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上市公司这几年丑闻不断、败绩连连，比如银广厦、生态农业（原名蓝田股份）、郑百文、农商社、猴王等等。与此同时，国有企业除了一部分真正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之外，其余的也在这几年里相继陷入了困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是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前者是“排头兵”，后者是“主力军”。这几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3年里，“排头兵”的腰杆不直了，弯了下去，成了“缩头兵”；“主力军”的队伍不武了，垮了下来，成了“病力军”。这足以使我们警醒——中国市场经济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强烈的瓶颈效应？深层原因在哪里？
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目前以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市场经济瓶颈”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没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之历史遗症！这才是内因，是最关键的原因。
剖析一：两权分离、法人财产权、经营者代理风险。
公司治理结构之所以成为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是由于市场经济越向更高阶段发展，企业规模就越大，社会分工就越细，所有者越没有足够精力和能力去直接管理企业，必须把企业交给专门的经理人（即职业经理人，或称支薪经理人）去具体经营。这样，就导致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法人财产权是法律强制规定的、独立于所有权之外的一种法定权利，它是保障企业正常运转、免受股东非法操纵的“法律之盾”。
经营者（经理层）所控制、使用的财产，虽然从本质来源上说是股东的出资，但按照法律规定，却是直接地、合法地来源于法人所拥有的财产。况且，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雇佣关系中，所有者很难确切知道经营者的真正能力、禀赋、以及他所掌握的经营信息，二者之间是一种“不对称关系”。例如，经营者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肯定掌握了一些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只有经营者自己知道，所有者很难了解详情，如此，经营者就可能利用这些不对称的信息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追求不正当的个人私利最大化，从而损害公司和所有者的利益。这就产生了“经营者代理风险”的问题。
在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里，两权分离远比非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企业彻底得多，因此也更容易滋生经营者代理风险。这就是近几年我国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频频“出事”的内因。
剖析二：科斯定理、外部性、内部化。
科斯定理也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在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里，绝大多数董事、监事、经理都是“纯粹的打工者”，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国有企业的这种现象更是明显、普遍。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刘大洪教授所说的“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政府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中国国情与日韩奇迹、后发优势
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采取哪种模式？这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市场导向型，以美英为典型；二是银行导向型，如日韩等国。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但从中国当前的国情来看，应偏向于银行导向型。
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促成了日本、韩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二战之后，相对于美英等国而言，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后发国家”。后发国家怎样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先发国家？毫无疑问，在现代经济中，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枢神经”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运用好银行这个“中枢神经”，就能调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庞大身躯”，从头到脚都能调动起来，使它迈开步伐，快速追赶先发国家。日韩深谙此道，充分运用银行的功能作用，建立起了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当前的国情类似于二战后的日韩，处于“后发国家”之列。况且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程度远强于日韩，国民对银行的信赖程度也远甚于日韩。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能更有效地运用银行这个“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借鉴日韩做法，实现后发优势。
中国的两难选择：日韩衰退与美英稳健
如上所述，中国应倾向于借鉴日韩的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九十年代初以来，日韩曾经辉煌一时的经济奇迹风光不再，日韩经济模式的弊端终于浮出水面，两国的许多企业（包括世界500强的多家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经济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就在于两国的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该模式使企业过份依赖银行的贷款扶植，负债率畸高，银行的经营者与企业的经营者互相勾结，共谋诈取银行贷款。这样，就极易形成泡沫经济，缺乏稳健的内在支撑。一旦发生银行危机，银行的大量呆滞坏账被曝光，银根必然紧缩，从而导致企业无法再依靠银行供血，很快就陷入困境。
我们对二战之后（注意是二战之后）美英发生的银行危机与日韩发生的银行危机进行一番对比，会发现一个规律：美英的“银行”危机大都是“纯粹的银行危机”，很少大面积地、严重地波及整个国民经济，通常不会导致企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地连串倒闭；而日韩的“银行”危机则会演变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远远超出“纯粹银行”的范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鲜明对比？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我国学者型企业家刘孟奇研究发现：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美英是市场导向型，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市场而不是银行，在市场上融资时，主要靠公司业绩，大股东用手投票、小股东用脚投票，这逼着企业真真正正、扎扎实实地把业绩做好。最终，企业就是健康的企业，国民经济也是稳健的经济，不会出现全局性的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也不会出现普遍性的大衰退大危机。（虽然2001-2002年的美国纳斯达克“网络股”出现了大滑坡，但那只不过仅仅局限于网站公司范围内，波及面十分有限。）
中国在构建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时，面对日韩式的银行导向型和美英式的市场导向型，会陷入两难之中：中国当前“后发国家”的基本国情要求倾向于日韩式的银行导向型，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却令我们必须慎重思考；而如果借鉴美英式的市场导向型，必须一步一步“慢慢来”，其发展速度明显不合我们所望。
综合利弊，我们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之路”，即：仔细分析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各自的优缺点，取其优而弃其缺、扬其长而避其短，前期为了“后发优势”，银行导向型为主、市场导向型为辅；中期为了“平稳过渡”，二者并重，综合发展；然后为了“长治久安”，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左倾或右倾的极端做法都是有害的。
突破瓶颈的九项具体对策
通过考察分析有关国家的经验及教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遇到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最明显的一次瓶颈，这次瓶颈是由公司治理结构造成的，能否以及如何突破这个瓶瓶，成了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或许，下述九项具体对策不失为一些良方：
1、国有股减持。前文已经论述，国有企业及国有股会产生“双重代理风险”，包括经营者代理风险和所有者代理风险。针对此，应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股减持”，国有资本淡出竞争性行业，让渡给民营资本。
2、大力培育直接融资渠道，包括上市公司的证券市场、高科技中小企业的二板市场等。这有利于将来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
3、允许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在巩固传统的几大商业银行的同时，发展中小民营银行，让民营银行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能较有效地避免“国有银行的经营者道德风险。”
4、发展机构投资者，使它能以专业的、高效的、廉洁的手段去行使股东权、监控经营者的行为。
5、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限制大股东的任意操纵权。大股东往往利用自己对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控制，来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从长远看，这十分不利于培育健康的、普遍的直接融资渠道，不利于向市场导向型转变。
6、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禁止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多权集于一人”之现象，防范内部人控制和经理层腐败。股东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聘用高层经理，董事会受股东大会的监督，同时，它又代表股东来监控经营者。董事会在我国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居核心地位。
7、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市场。通过人才市场来选拔、聘用人才，而不是通过行政任命、暗箱操作。人力市场与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商品市场一起，共同构成将来“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的坚实基础。
8、推进“人才配股期权计划”、以及“员工持股计划”，来防范经营者代理风险。
9、完善法律法规，使公司董事、监事、主要经营者负起法律责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使这些负责人畏惧法律，不敢损公肥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