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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
-------兼析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锦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李月强


简要案情
2001年7月，康甲、康乙、韩丙三人合议，由韩丙出面用假房屋产权证作抵押将锦州铁路分局某段的东风牌和斯泰尔牌货车（经估价鉴定共计价值153780元）租用，签订了租赁合同，缴纳了首月租金8000元，用于三人合伙运输至案发。后康甲与韩丙发生矛盾，韩撤出，上述两台货车由康甲管理。2002年5月康甲将斯泰尔牌货车行车执照抵押给锦州市某沙场业主李某某；2002年5月29日将东风牌货车的道路运输证、车辆购置附加费交费凭证抵押给锦州市某加油站；2002年10月7日将斯泰尔牌货车抵押给锦铁某段职工张某；2002年10月14日将东风牌货车"卖给"锦州市某农业推广中心职工毕某。
分歧意见
对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主要理由是:
三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的”规定。三人合谋用假的房屋产权证作抵押，与锦铁某段签订了租赁合同，骗得两台货车，进行非法营运，事后还将相关手续及其中的一台车作了抵押，将另一台车以签协议的形式“卖”给他人，使该车的所有权受到了实际侵害。这个从提供假证明-签订租赁合同-“卖掉”汽车、抵押手续的过程，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所以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主要理由是：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一种典型的目的犯，即要求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中从骗取汽车的动机及得手后的行为来看，他们并非想 侵犯汽车的所有权，不是想把汽车占为己有，而是想使用它并赚钱，他们实际骗得的是使用权。后来康甲与毕某的确签订了一份协议，但双方对协议的内容均一致的表示为不是要买卖汽车。纵观全案，三人在主观上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客观上也没有实施非法占有的行为。故本案三人的行为属于民事欺诈行为，而不应按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来处理，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评析意见
刑法中的“合同诈骗”一词，最早出现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53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之中。此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这个规定并没有将合同诈骗作为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作为了诈骗罪中的一种情形，而现行刑法则将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在第二百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合同诈骗罪。这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经济领域中双方签订、履行合同活动的保护而且对于打击合同诈骗活动意义深远。合同诈骗罪是一个新的罪名，它虽然脱胎于诈骗罪，具备诈骗罪要求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核心实质，但显然与诈骗罪不同，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笔者发表如下看法：
一、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一）必须以虚假的合同为作案手段。
笔者所说的虚假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合同本身就是虚假的，如签订合同当事人的身份虚假，订立合同的证明文件虚假等等；二是指合同本身真实，但行为人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如签订购销合同，供货方既没有实物储备，也没有货物来源，而且虚构货源，骗取信任，接受合同预付款或定金，逾期不履行合同等等；三是合同本身真实，行为人能够履约，但根本不想履约，而收受了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等财产后逃匿的。只有这种以虚假的合同为手段，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才能认定合同诈骗罪，反之如果整个案件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的合同，那么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二）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合同诈骗罪是典型的目的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本罪的主观方面不仅仅是故意，而且还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非法占为有目的”，既包括行为人意图本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图为单位或第三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
但如前所述，合同诈骗罪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却与现行刑法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有着重大矛盾，这给我们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带来了一定障碍。《解释》的第二条第三款这样规定：“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此后又具体地列明了六种情形。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并未明令废止该解释，那就是说明此解释还具有法律效力。对此笔者认为，刑法已将上述司法解释中的部分内容吸收，使其部分失效，即与现行刑法有矛盾和抵触的地方失效，而其他规定仍继续有效。
（三）必须是侵犯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
本罪与诈骗罪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市场秩序，又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笔者认为被侵犯的这种所有权，必须是一个整体权能而不是民法中规定的所有权中包括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中的一种权能。也就是说必须是使这四种权能都受到侵害，才能说是对所有权的侵害。而如果只是想临时取得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甚至收益权，待生意成功之后再作归还，这种情况不宜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二、综合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为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如下：
首先，必须肯定韩丙在与锦铁分局某段签订租赁汽车的合同过程中，存在着欺诈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的规定。在韩丙出面与锦铁某段负责人谈租用该单位汽车的问题时，对方提出必须有相应抵押作为租赁的条件之一。三人研究时，康甲提出了用假的房屋产权证作抵押的想法。于是，康甲、康乙来到沈阳市花800元钱做了一本假的房屋产权证。该证的产权人为韩丙，因为是韩作为承租方与锦铁房建二段签订租赁协议，而该证的地址却是康甲家的住址。被害单位见到该产权证后，信以为真即与韩签订了租赁合同，将东风牌及斯泰尔牌货车交给了韩丙使用。上述过程表明，三人在与锦铁某段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民事欺诈行为，骗取了两台汽车的使用权。假设如果三人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用假的房屋产权证作租赁抵押的话，被害单位是不会将两台汽车租赁给韩丙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欺诈行为只是骗取了被害方两台汽车的使用权，而并非是它的所有权。这与合同诈骗罪对侵犯客体的要求显然不符。
其次，本案不具备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在主观上要求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租车的想法是康甲提出的，康甲有门路给别人拉脚赚钱，车“租”到手后三人也确实给大连、阜新、凌海及本地等一些工地、沙场拉过脚，直到2002年10月份，这个时间有一年多。这至少说明在事情的前阶段三人的想法都是用"租"来的这两台车拉脚赚钱，而不是要将车占为己有。而后来的抵押行为和与他人订立的协议能否就可以认定康甲的想法起了变化，要将车占为己有而偿还债务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关于汽车运营证件的抵押行为。康甲于2002年5月分别将两台车的行车执照、道路运输证、车辆购置附加费缴费凭证，抵押给了锦州市某沙场业主李某某及锦州市某加油站，是由于他在运营过程中欠下了二"人"债务，为了让债权人相信他还债的诚意和决心，而作了抵押，并不是要将这些证件卖掉抵债。因为上述证件对于运营业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对于他人则近乎一文不值。
第二，关于斯泰尔牌货车的抵押行为。2002年10月初经康甲联系，由康乙开车与锦铁某段职工张某合伙去阜新包活。其间由于种种原因，康甲欠下了张某5000元钱，为了促使康甲还钱，张某在康甲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将该车扣在本单位，后又怕康甲找到该车又换了停车位置，事后康甲多次表示要还钱。上述过程表明，康甲抵押斯泰尔牌货车是被动无奈之举，他本并非想卖车还债。
第三，关于东风牌货车的协议。本案中康甲与锦州市某农业推广中心职工毕某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的第一条订立了康甲将车卖给毕某的内容，但该协议第三条又出现了“到2003年4月由康甲以高于卖价的20%的价格收回"的内容，这在民法中是典型的"出典"和"回赎"的规定，前后条款意思表示混乱矛盾。而合同双方当事人均解释说不是要买卖东风车，而只是由毕某使用并付给康甲4600元的使用费，到期后（指2003年4月）由康以超过4600元20%的价格再收回。可见该份协议表明康甲不具有非法占有东风牌货车的目的，也没有实施买卖行为。


陪审制度纵横论

何家弘*

陪审制度是我国法学界研究较少的问题之一。然而，陪审制度在司法系统中的运转机制和存在价值以及我国陪审制度的改革思路，都是很值得人们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一、西方陪审制度的沿革
（一）古希腊和古罗马：西方陪审制度的芽床

古希腊和古罗马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就司法制度而言，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曾采用过奴隶主或自由民集体裁决的模式。例如，在古希腊的众多城邦国家中，斯巴达和雅典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其中，前者采用贵族政体，后者采用民主政体，但是二者在司法活动中都适用“集体负责制”。

斯巴达当时的司法审判权属于长老会议即贵族代表会议。长老会议由28人组成。成员从年满60岁的贵族中选举产生。当城邦中发生重大案件的时候，长老会议就要进行“审判”，听取当事人和有关证人的陈述，并做出裁决。由此可见，那些贵族代表实际上都是共同裁决诉讼的法官。

雅典当时的司法审判权属于由全体自由民组成的民众大会。当地居民发生诉讼纠纷的时候就要召开民众大会来进行裁决。这等于说全体自由民都是法官。公元前6世纪，雅典时期著名政治家梭伦领导了一系列改革，其措施之一是设立了陪审法院。①陪审法官从年满30岁的雅典公民中选举产生，然后按照一定顺序轮流参加案件的审判。每次参加审判的陪审法官人数大概是法院陪审法官总数的十分之一。审判结果由陪审法官投票表决。投票方法是往票箱内投放石子。这大概是西方国家最早出现的陪审制度。

古罗马的司法审判权最初也属于民众大会。虽然那些暴动、叛乱和杀害奴隶主等重大刑事案件由临时设立的专门机构（类似于后来英美法系国家中的大陪审团）负责调查案情，但是最终的裁判权仍然归民众大会。公元2世纪，罗马共和国设立刑事法院，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分离。不过，这种刑事法院仍具有民众集体负责的性质，因为法官都从公民中选举产生（一般为贵族或富人），每年改选一次，而且每个案件都要由30至40名法官共同审理。这种集体裁决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西方国家奴隶主民主制度的特点，而且其中蕴含了陪审制度的思想文化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陪审制度的“芽床”。不过，罗马帝国的消亡使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陪审制度“嫩芽”没能生长起来。后来，西方陪审制度的发展中心也就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了不列颠群岛。
（二）英国：西方陪审制度的苗圃

英国是普通法的故乡，而普通法系国家又被视为现代陪审制度的主要领地。但是陪审制度并非在英国土生土长，而是由“征服者威廉”从欧洲大陆带到不列颠群岛的。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率领5000名骑兵渡过英吉利海峡并很快就征服了英格兰，建立了统一的英吉利王国。“征服者威廉”在决定用英国的法律统治英国人的同时，也把诺曼人在审判中设立陪审团的古老习惯带到了英格兰。开始时，陪审团仅用于涉及王室权利的诉讼之中，而且陪审团仅具有证人的功能。后来，陪审团也用于对个人纠纷的审判，而且其职能也不断扩展和变化。

1164年，亨利二世在其领导的司法改革中颁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克拉灵顿诏令》。按照该法令的规定，巡回法官在审理土地纠纷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的时候应该找12名了解案情的当地居民担任陪审员。陪审员有义务就案情及被告人是否有罪宣誓作证。1166年，亨利二世再次颁布《克拉灵顿诏令》，规定在凶杀、抢劫、伪造货币、窝藏罪犯、纵火等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对被告人的指控必须由陪审团提出。10年之后的《北汉普顿诏令》又增加了一些必须由陪审团提出指控的罪名。这些法令明确规定陪审团的职能包括提出指控和参与审判，因此当时的陪审团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起诉陪审团又是审判陪审团。

1275年，爱德华一世颁布《韦斯特明斯特诏令》，规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应该通过陪审团提出起诉。1352年，爱德华三世又颁布诏令设立另一种陪审团。它由12名当地居民组成，其职能是参加审判，协助法官认定案情和做出裁决。与此同时，法令还规定原来设立的那种陪审团不能再参与审判，只负责案件的调查起诉。这个法令就确立了起诉陪审团和审判陪审团相分离的制度。由于起诉陪审团的人数可以是12人至23人，而审判陪审团人数固定为12人，所以前者又称为大陪审团，后者又称为小陪审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二者的职能有明确的划分。大陪审团的职责是决定应否起诉，小陪审团的职责是在审判过程中协助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判决。②

大陪审团在英国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职能包括犯罪侦查、预审和起诉。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专门负责犯罪侦查和起诉的机构相继出现，所以大陪审团只剩下预审职能。20世纪初，治安法官又逐渐接过了大陪审团的预审职能，所以审判前设立大陪审团的情况在英国日益减少。1948年，大陪审团彻底退出了英国司法制度的历史舞台。

小陪审团的命运比大陪审团略好。它没有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它在审判中的作用也日益萎缩。目前英国的司法实践中有小陪审团参与审判的案件越来越少。不过英国犹如西方陪审制度的“苗圃”，不断输出“树苗”。17世纪以来，英帝国在向外扩张的同时把陪审制度带到了美洲、亚洲、澳州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的香港地区。但是在多数“输入国”内，陪审制度仅用于少数严重刑事案件。19世纪中叶以后，一些“输入国”又都相继放弃陪审制度，唯有美国仍然对陪审制度情有独钟。
（三）美国：西方陪审制度的沃土

17世纪初期，在北美定居的英国移民把陪审制度也带到了殖民地的司法体系中，而且与英国的发展顺序一样，首先出现的是大陪审团。1635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建立了北美第一个大陪审团。1641年，弗吉尼亚殖民地也建立了大陪审团。然后，其他殖民地也都相继确立了大陪审团制度。

大陪审团的职责是对犯罪指控进行调查并决定是否将案件提交法院审判。大陪审团由当地居民的代表组成。各殖民地对大陪审团的组成人数规定不一，最少的5人，最多的23人。18世纪，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王室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激化。大陪审团做为当地居民的代表，自然在审判中竭力与王室代表抗争，维护殖民地的利益。特别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大陪审团经常被殖民地人民用做对抗英国统治的工具。例如，在1765年的“印花税法暴乱案”中，波士顿的大陪审团就拒绝起诉地方的民众领袖。相反，那些亲英派人士被大陪审团以“叛国罪”起诉的情况则屡见不鲜。

正是由于大陪审团在反对英国王室的斗争中发挥了如此积极的作用，所以美国在1776年独立之后，人民对大陪审团制度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并将它写入在1791年成为美国宪法组成部分的共包括10条修正案的“权利法案”。其中的第五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对严重刑事案件的审判必须以大陪审团的调查和起诉为前提条件一一“任何人都不应因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之罪或其他重罪而接受审判，除非有大陪审团的调查报告或起诉书为据。”③

然而，自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要求废除大陪审团制度的运动。反对者认为大陪审团制度是一种“旧习俗”，不符合“进步时代”的要求；而且大陪审团调查案件既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于是，美国的一些州开始不再使用大陪审团制度。这些州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西南部。尽管这些州大多在法律上仍然保留了有关大陪审团的规定，但是大陪审团在实践中已然名存实亡了。美国东部和北部各州以及联邦司法系统则仍然在重要案件的调查起诉中使用大陪审团。例如，从1929年芝加哥的“情人节惨案”到1969年芝加哥的“黑豹党冤案”，从l972年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到1998年令克林顿总统难堪的“绯闻事件”，大陪审团在案件调查中所发挥的作用都给公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美国，小陪审团的发展历程并不像大陪审团那样引人注目，也没有明显的大起大伏。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各地的法院在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时候就广泛采用了陪审制度。美国独立之后，立法机关也把小陪审团写进了于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其中的第六修正案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享有获得公正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第七修正案则规定在诉讼标的超过20美元的民事案件中，当事人有要求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当时，20美元是一个较大的数额。在那以后，由12名陪审员参与审判的作法一直是美国各地法院采用的主要审判方式。即使在其他国家纷纷放弃陪审制度的时候，美国人仍然对陪审制度情有独钟。这大概因为美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造就了一片特别适合陪审制度生长的“沃土”。
（四）法国：西方陪审制度的试验田

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其陪审制度的发展变化也与英国和美国有很大差异。公元5世纪末，灭亡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建立了当时日耳曼诸王国中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由于其社会制度是正在瓦解过程中的日耳曼氏族制度和罗马境内日益成长的封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其司法制度也是一种混合体。其特征之一是冠以法院名称的民众集体审判。当时法兰克王国的审判机关称为郡法院和百户法院。但二者实际上就是郡和百户的民众大会。审判的时候，法院管辖区内的所有自由民都要参加。审判由郡长或百户长主持，但是由所有参加审判的民众共同查问案情和做出裁决。

公元8世纪末，查理大帝用法令形式确认了这种专职法官制度，并建立了旨在加强中央权力的王室法院。然而，查理大帝的努力并未能阻止地方封建势力的增长。王室的权力不断受到削弱。公元813年，法兰克王国分裂为三个王国，其中的法兰西王国逐渐壮大并成为了西欧封建制度的中心和代表。法兰西的法院系统比较发达，包括王室法院、领主法院、教会法院和城市法院。

法兰克王国刑事案件的审判一直采用控告式诉讼制度，即诉讼必须由原告提起，法官不得主动追究。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是宣誓陈述、神明裁判和司法决斗。但是到了法兰西王国之后，王室法院首先放弃了这种传统的主动调查案件，传讯被告人和证人，而且以刑讯问案做为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13世纪后，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农民的镇压和对海盗的打击，又把这种纠问式诉讼制度扩展到各地审理普通刑事案件的法院，而且开始派国王代表到全国各地去监督地方法院的审判活动。这些国王代表后来就成为同时握有刑事案件中的调查权、起诉权和审判监督权的检察官。在这种审判体制下，陪审团自然没有生存的土壤。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给法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给法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试验的机会。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人士认为英国的陪审制度很符合法国革命的精神。1790年，法国制宪会议决定用英国大陪审团起诉制度代替自己的检察官起诉制度。1791年颁布的《刑法典草案》开始正式实施控告陪审团制度。于是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起诉职责都落到了由8名当地居民组成的控告陪审团肩上④。陪审员从当地的选民名单中用抽签的方法选出，在一名法官的领导下工作。在审查起诉时，他们只能听取控告人和控告方证人的陈述，并审查有关指控的文字材料，然后秘密进行评议。如果陪审团认为应该起诉，便发出逮捕令，并将案件移送法院审判。后来，法律又对这一规则进行了修改，控告陪审团不再听取控告方的陈述，仅根据控告的文字材料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

然而，法国引进英国陪审制度的试验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实践中，控告方往往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陪审团的支持。于是，本来是想用陪审团来保障公民的权利，结果却成了控告方滥用起诉权力的工具。人们哀叹法国社会的“土壤”并不适宜英国式陪审“树苗”的生长。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丧失了对英国式陪审制度的兴趣。社会中要求废除控告陪审团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1808年通过的法国《刑事预审法典》决定废除控告陪审团制度，恢复了原来的检察官公诉制度。1811年，控告陪审团正式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