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关于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的原则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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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关于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的原则意见》的通知
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关于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的原则意见》的通知
1993年3月23日，国家教委
为改进对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专业设置的宏观管理，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增强学校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现将《关于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的原则意见》发给你们，请根据本《原则意见》，结合各地、各部门（行业）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认真贯彻实行。
关于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专业设置管理的原则意见
科学合理地设置专业是学校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基础工作，为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需要，保证中专人才培养的规格质量，特对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专业设置的管理工作提出以下原则意见：
一、专业设置的原则
1．根据各地、各行业经济建设对中等专门人才的需求和人才劳务市场的供求形势，积极稳妥地设置或调整专业。
2．我委1993年颁布的《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专业目标》是各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及其上级有关部门设置或调整专业的重要依据。
3．专业设置要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业务范围和主干学科基础，有较完整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课程体系。具备能满足教学要求的师资、图书资料和实验实习设施等基本条件。
二、专业设置管理的职责分工
1．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中专专业设置管理方面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及专业目录的修订工作，统计汇总全国中专专业设置情况，进行宏观指导。
2．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政府应把为当地服务的中专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并负责对中专学校的专业结构和布局进行宏观统筹。省、地级教育行政部门对省、地属中专学校专业设置及上级部门所属学校开设为当地服务的专业，具有监督、指导的权力和服务咨询的义务。
3．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其直属学校的专业设置管理，制定本系统（行业）的“专业设置条件”，对本行业内的专业设置、专业布局提供信息服务，进行业务指导，协调本行业中专人才地区间的协作培养工作。
4．中专学校主管部门要对学校专业设置加强管理，做好有关审核、审批工作，帮助学校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及时合理地调整专业设置，使学校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三、专业设置的审批权限
中等专业学校专业设置审批，实行分别由中专学校、学校主管部门和省部级教育行政部门分级、分工负责的办法。
1．经评估合格的学校，有权根据社会实际需求和有关规定，在本校已设宽专业下面设置专门化；有权根据社会实际需求和有关专业的设置条件，在专业目录范围内设置与学校原有专业同类的专业。
2．经评估定为省部级以上的重点学校，有权根据社会实际需求和有关专业设置的条件，在专业目录范围内自主设置专业。
3．学校要开设专业目录以外的新专业，需作试办专业论证，报请学校主管部门审核，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征求有关业务部门意见后审批（中央部委直属学校由其主管部门审批），报国家教委备案。
4．经评估未合格的学校，在达到合格标准以前，任何专业的增设均需学校主管部门从严审批。
5．各校专业设置凡有调整者，均应及时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行业的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以便宏观统筹和评估督导。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发挥中专教育的办学潜力，拓宽服务面向，形成有利于本地、本行业经济发展的合理的专业结构和专业布局，以提高中专学校的整体办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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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重复供述，可采性，理论根据，分阶段排除，实践障碍
内容提要: 一次非法取供，是否要对重复供述一排到底？重复供述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然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明确重复供述的可采性。重复供述排除与否取决于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的实际影响。基于我国实际，应当实行重复供述的分阶段排除方式，即原则上只排除非法取供发生后至确认前在同一诉讼阶段获取的重复供述。为了克服排除重复供述的障碍，应当允许重复取供，理顺公、检、法的关系，减少三机关的同质性。当然，最根本的举措是要建立激励为主的取供机制，调整形式主义的口供运用模式，怯除对非自愿供述的依赖。
一、问题的提出
在各国的刑事司法证明中，供述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几乎成为了定案中不可缺少的证据形式。然而，由于供述证据蕴含着不同利益之间的紧张冲突，人们对它担心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它的钟爱{1}。因此，各国法律对供述的获取与运用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而供述排除法则就是其核心内容。但问题是，与实物证据不同，供述的获取带有相对的可重复性。法律虽然可以限制讯问的主体、地点、时间和手段，但一般都不限制讯问的次数。对于同一个被追诉者，经过多次讯问，可以形成多份供述材料。所以，在绝大多数认罪案件中，被追诉者的有罪供述尤其是审前供述都不止一次。而如果仅仅其中某次供述的获取使用了非法手段，那么之后未直接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供述该如何处理？是绝对排除，还是一概允许，抑或裁量排除，这就是所谓的重复供述排除问题。对于重复供述，若绝对排除，可能会超越供述排除法则救济的目的，加大其负面影响，提高追诉成本；若一概允许，就完全无视了非法手段的波及力，追诉机关可以在非法供述被排除后转而依赖受到非法手段影响的重复供述，某些实质意义上的“非法供述”依然可以在审判中使用，直接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有罪供述的排除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重复供述的排除直接关系着供述排除法则的实施效果，是一个复杂但却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国的重复供述问题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一方面，流水线型的诉讼结构和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理念使得重复供述数量众多。在线型的诉讼结构下，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都是相对独立的“工序”，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原材料”或被加工的对象，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均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有如实回答的法律义务。而且，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具有浓厚的“口供情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多是围绕口供而展开，并将口供作为定案处理的主要依据，形成了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方式。因此，为了查明案情，核验证据，公安司法机关一般都会进行多次讯问，从而形成很多份供述笔录。另一方面，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重复供述的效用。在现有的证据规则下，庭前供述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拥有与当庭供述一样乃至超过当庭供述的证据效力。而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使法庭不仅对庭前供述推定可采，而且还倾向于承认其证明力上的优先性，并惯于以庭前供述印证或驳斥当庭供述。此外，在我国的刑事侦查实践中，讯问多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为了追求口供，刑讯并不是个例，[1]变相刑讯的方式也不断推陈出新，媒体曝光的重大冤假错案中几乎都有非法取供的影子，这导致庭审时庭前供述的合法性经常受到辩方的质疑。尤其是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颁行以后，排除非法供述的申请在数量上直线上升，法官在判定时经常需要面对重复供述的排除问题。《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供述排除法则，即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明确重复供述的可采性。
值得强调的是，供述排除视阈中的重复供述，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言，仅局限于“内容相同”的“后续口供”{2}或者“二次口供”中与非法供述相同或一致的部分{3}。质言之，重复供述就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的多次有罪供述。“重复”强调的是供述的次数，而不是内容完全一致。恰恰相反，实践中，重复供述不可能完全相同，后来获取的供述一般是之前供述的完善和补充，与之前的供述仅有部分相同，当然，多次供述也有可能在内容上完全不同，但只要是有罪供述，就都属于重复供述的范畴。即便联系到供述排除规则，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的持续性影响也不仅仅表现为维持重复供述内容上的稳定，被追诉者在被非法取供手段打破心理防线供认犯罪后，在以后的讯问中可能多供罪行，可能少供罪行，可能由供此罪变成供彼罪，而当被追诉者本身是无辜者的情况下，也可能乱供罪行。所以，一概认为这些供述不属于供述排除法则视野下的重复供述问题或者不应当排除，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排除重复供述的理论根据
是否排除重复供述？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首先考察供述排除法则的理论基础。对于供述排除的理论依据，一直以来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说主要有虚伪排除说、人权保障说、违法排除说、司法廉洁说等。虚伪排除说在早期各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广为接受。依其主张，警察采取的强制取供手段损害了被追诉者意志自由，从而增加了虚伪供述的可能性。在英国，确保供述的可靠性曾经是供述排除法则的准一目标{4}，甚至直到今天，由于是否侵犯自愿性的判断相当主观，还有一些人主张应以可靠性取代自愿性检验{5}。人权保障说认为，非自愿性供述的排除主要是出于保障被追诉者权利的考虑。采用非自愿的供述，将会违反“将嫌疑人作为一个自治主体并以合乎人格尊严的方式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道德责任”{6}，因此，不问其内容是否可靠均应排除。违法排除说则提出，供述排除惟一的原因就是取供过程中采取了违法的程序或手段。取供者违法取供的目的无非是在审判中使用该供述，如果加以排除，就消除了滥用权力的动机，吓阻或者震慑了违法行为，从而担保了取供程序的正当性。而司法廉洁说的要旨为，若法院采用了非法获取的供述，就是在宽恕追诉机关侵犯被追诉者权利、滥用权力的行为，无异于扮演了追诉机关的“共犯”和“帮凶”。但是，不管上述哪一种学说，都只是片面强调刑事司法的某一种价值或向度，在解释供述排除法则时只具有有限的作用。因此，大多数国家在供述排除法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倾向于综合权衡，即以自愿性为核心结合供述可靠性、震慑违法、人权保障等多种基准说明供述排除的正当性。
重复供述的排除属于供述排除法则的当然内容，因此，供述排除法则的理论基础也必然是排除重复供述的正当理由。在排除重复供述时法院同样需要遵循供述排除的根本尺度，即重复供述的作出是否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之前非法取供手段的强迫？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非法取供手段是否导致了重复供述虚假的风险？上述手段对被追诉者权益的损害到了何种严重程度？排除重复供述是否能起到吓阻违法的效果？采用重复供述是否会影响审判公正？然而，重复供述的排除亦有其特殊性。一般而言，重复供述的获取程序本身并没有违反法律，甚至在表面上也是由被追诉者自愿作出的。排除重复供述的直接根据最终落脚于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及据其获取的供述对重复供述的实际影响。只要重复供述受到了先前违法讯问行为及先前供述的影响，从而符合了供述排除的根本标准，该重复供述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理论上而言，上述影响显而易见。刑讯等非法取供手段极有可能对被追诉者的心理带来持续性的压力，加重在随后的讯问中被追诉者的焦虑和恐惧，甚至导致其患上“创伤后的应激障碍”{7}。在这些心理障碍之下，被追诉者不会轻易推翻已经作出的有罪供述。而一次认罪也会使被追诉者相信“天机已经泄露”，从而放弃在之后的讯问中争辩的权利，而且，有些讯问者也可能在之后的讯问中利用先前的有罪供述。当然，先前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的影响可能会因为特定的原因而出现中断，这也决定了并非非法取供之后所有的重复供述都需要排除。
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和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及德国的“长远效力”理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的西尔弗索恩木材公司诉美国案中最早提出了“毒树之果”原理：如果第一手证据是非法搜集的，任何来源于此的第二手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第一手证据受到了“污染”，是“毒树”，因此，不能被用作获取其它证据的途径。[2]德国学界也存在与“毒树之果”类似的“长远效力”或“放射效力”理论，认为非法取供手段具有长远效力，因而，从非法获得的信息中衍生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除非透过合法的行为亦可以取得同一证据{8}。但是，该理论对德国刑事司法实践影响较小。显然，“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理论都看到了非法取证手段对第二手证据的影响，甚至也都承认真正的“毒树”是非法取证手段，在这一点上和排除重复供述的理论根据是相通的。然而，与之不同的是，适用“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原理有一个必要条件，即通过非法取证手段获得的第一手证据和第二手证据之间具有派生性，正因如此，“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又被称为派生证据理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罕见的两个排除派生证据的案件中强调，只有当派生证据直接以非法获取的第一手证据为基础时，“才成立长远之效力”。[3]而在排除重复供述的情形中，非法取供手段、第一次供述与重复供述的关系较为复杂。重复供述的作出既可能出于受到先前非法取供手段的直接影响，如无辜者受到一次刑讯后作出内容迥异的多次有罪供述；也可能直接形成于第一次有罪供述，如警察利用第一次有罪供述获取了嫌疑人的进一步供述，还有可能以上两种情形兼而有之（如下图所示）。但只有具备第二种情形时，才适合用派生证据理论解释。
在我国，由于立法上供述排除法则完全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组成部分，这也导致许多学者在分析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时侧重于重复供述的合法性。有论者认为，“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的方式得到被告人的口供，在以后的讯问中即使不再使用刑讯逼供，被告人也可能重复其已经作出的口供，第二次的口供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但是因为已经有刑讯逼供的口供存在，以后同样的口供也是不合法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9}。这种分析方法没有考量确立非法供述排除规则及排除非法供述的根本原因，忽略了救济非法取供及阻断非法取供方法波及效应的可能性，容易不当扩大重复供述排除的范围。更多的论者套用了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认为先前的非法取供方法的影响具有持续性，重复供述的作出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恐惧心理所致，“这就是毒树之果，也应排除”{10}。但如上所述，排除反复自白的理论根据同“毒树之果”理论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即使在美国，“毒树之果”也只适用于直接违反宪法的行为，对于重复自白的排除缺乏足够的解释能力。笔者认为，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看，我国的非法供述排除规则是建立在对供述自愿性、可靠性、人权保障、震慑违法、惩罚犯罪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之上。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可以看做是我国的供述取得禁止规定，旨在强调供述的自愿性，充分保障被追诉者的合法权利。第二，对于采用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的供述并非一概排除，在决定时还需要考虑供述自愿性、可靠性及侵犯个体权利的程度等。第三，《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第21条要求排除取供程序严重违法和存在某些无法补救的程序瑕疵的供述，既保障了供述的可靠性，更是凸显了对正当程序和审判公正的关注。所以，仅用是否合法作为衡量重复供述排除与否的根据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排除重复供述的直接依据应当是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自愿性、可靠性的可能影响，根本依据则是吓阻违法、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的实践需要。
三、重复供述可采性的决定因素
判断重复供述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关键就是要看重复供述自愿、可靠与否，特别是先前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自愿性的影响。而在评价重复供述的自愿性、可靠性时，需要考虑以下多种事实因素：
（一）先前违法取供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各种违法情形对于供述证据能力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是否排除供述或者排除到何种程度，应当考虑违法取供的性质和严重程度。[4]采取刑讯等法律禁止的强迫手段获取供述的，一般都会对重复供述的自愿性产生持续影响[5]，除非采取了消除该影响的补救措施。而且，强迫的程度越严重，对重复供述的波及力也越强。强迫手段严重程度的评估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势，包括该手段的持续时间，具体内容，实施背景，实施方式，以及受害人的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等。如果并未采取强迫手段，而仅仅存在其他程序性违法，即便可能导致第一次供述的排除，一般也不会直接影响重复供述的自愿性。[6]
（二）讯问人员的一致性
取供既是讯问人员运用口头语言影响被追诉者的过程，也是讯问人员非语言行为包括个体的性格特征、人格魅力等对犯罪嫌疑人形成心理优势的过程{13}。被追诉者通常将强迫取供手段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和特定的讯问主体联系在一起。实施过刑讯的同一讯问人员，在后续讯问中即使没有采取强迫取供手段，被追诉者也可能出于恐惧心理和顺从效应，违背自己的意愿作出供述。而讯问主体的变换则有可能给被追诉者传递出新的信息，解除其心理压力，阻断非法取供手段的不当影响，转变被追诉者对供述的态度。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实践中，变更讯问人员后，被追诉者翻供的比率就会上升。讯问主体的变换既包括同一审讯小组或同一机关内部讯问人员的调整，也包括上下级机关或者不同性质机关间讯问人员的变更，比如警察换为检察官、法官。
（三）讯问人员的主观目的
讯问人员有可能明知第一次供述会被排除，但为了获取具有合法形式的重复供述，在第一次讯问时故意违反法律。在这种情况下，重复讯问时的常规法律保障措施就很难确保重复供述的任意性。如在美国，不少侦讯手册中都教导警察应当“巧妙”选择提出米兰达忠告的时机。尤其是埃尔斯塔德案之后，警察部门得到了这样一种暗示，未经米兰达忠告的讯问并不影响米兰达忠告后的弃权及供述的可采性。[7]为此，有的警察部门甚至制定了“警察议定书”，鼓励警察在犯罪嫌疑人交代罪行之后，再宣读米兰达忠告，并引导嫌疑人重述原来的自白。但联邦最高法院在随后的塞伯特案中对通过这种做法获得的重复供述的可采性予以了否定。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埃尔斯塔德案和塞伯特案的区别是，前者未进行米兰达忠告是疏忽大意，而后者则是有意为之。[8]
（四）讯问场所的变化
讯问场所和犯罪嫌疑人的拒供或供述动机密切相关。一般而言，讯问场所的封闭程度和被追诉者放弃权利和作出供述的明智、自愿程度成反比。封闭的讯问场所可以切断嫌疑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让其产生孤立无援之感{11}，从而使嫌疑人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违心地放弃抵抗。在讯问的封闭性上，公安机关办公场所要强于看守所，没有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的场所要强于实时监控的场所，只有讯问人员参与的场所要强于法庭等有辩护律师及其他主体参加的场所。因此，讯问地点和环境的改变，可能增强讯问场所的开放性，进而修复强迫取供对被追诉者造成的心理伤害，使重复供述的作出更加理性和明智。
（五）两次讯问的间隔时间
两次讯问间隔的时间越短，第二次讯问越有可能被讯问人员和被追诉者视为是第一次讯问的延续。在先前非法取供行为的阴影下，被追诉者在后续讯问中回答问题时极易受到讯问人员的暗示，使重复供述丧失自愿性。事实上，不管在先前的讯问中是否采取了非法取供行为，以及是否获得了供述，间隔时间较短的连续讯问本身就是一种强迫。英国大法官泰勒勋爵在米勒一案中就曾指出，警方对米勒连续不间断的讯问构成了“强迫和威胁”，除了身体暴力，“很难再找出比这更具敌意和胁迫的方法”。[9]因此，即便是同一讯问主体，只要间隔的时间足够长，重复供述也可能具有可采性。相反，即使更换了讯问人员，间隔的时间太短，也难以保障重复供述时的意志自由。
（六）第一次供述的全面性及两次供述的重复率
对预期法律制裁的恐惧，对某些现实问题的忧虑，以及供述可能带来的犯罪感、羞耻感乃至暴露感等，均是被追诉者拒供的重要动机。但一旦作出供述，不管在供述过程中是否受到强迫，以上动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减轻或消失。对于犯罪者而言，他很可能相信，“天机已经泄漏”，已经作出的供述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磨灭，而对于无辜者而言，翻供也意味着从刚刚适应的心理状态中挣脱，重新进入之前的焦虑和恐惧状态。尤其是，当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到的供述相当细致和全面时，很难避免在第二轮讯问中使用第一次讯问的供述。因此，一般情况下，两次供述的重复率越高，表明受到第一次讯问和供述影响的可能性越大，但也并不总是如此。无辜者的重复供述的内容由于基于诱导和虚构，可能每次都不相同，而犯罪者作出重复率高的陈述时也可能已经完全理解了其所享有的法律权利。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大常委会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银川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决定》于2012年8月15日银川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2012年9月2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10月9日
银川市燃气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燃气的管理，规范燃气经营和使用行为，维护燃气经营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发展规划、应急保障、燃气工程建设、燃气储存、运输、输配、充装、经营、使用，燃气器具销售、安装、维修，以及燃气安全、监督管理等活动。
第三条 燃气事业的发展应当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坚持统一规划、配套建设、统一管理的原则。
鼓励社会力量投资燃气事业，推广使用安全、节能、高效、环保的燃气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促进燃气科技发展，提高燃气管理水平。
第四条 银川市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燃气的管理工作，其所属的银川市燃气管理办公室负责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滨河新区燃气管理的日常工作。
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市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发展和改革、规划、质量技术监督、安监、公安消防、交通运输、环保、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燃气管理工作。
燃气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促进燃气经营者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
第二章 规划建设与应急保障
第五条 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发展和改革部门编制本市燃气发展规划和近期建设计划，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发展和改革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燃气发展规划和近期建设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市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应按照燃气发展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施，并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不具备条件的，应当预留燃气配套建设用地。
第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燃气工程项目和燃气经营网点的布局，应当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和燃气安全规定。
新建、扩建、改建燃气工程项目，应当按照规定由发展和改革部门会同建设主管部门核准。
对燃气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燃气设施建设工程，规划主管部门依法核发选址意见书时，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征求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不需要核发选址意见书的，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规划许可证或者建设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征求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
燃气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第八条 燃气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九条 燃气工程的设备和材料，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条 燃气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燃气工程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建设单位十五日内将竣工验收情况报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正当理由不得阻挠经批准的公共管道燃气工程项目的施工安装。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应急储备制度。市、县（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燃气输配应急预案，对燃气供求现状实施监测、预测和预警，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燃气应急保障能力。
燃气供应严重短缺、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动用储备、紧急调度等应急措施，燃气经营企业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承担相关应急任务。
第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遇燃气供应短缺、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应当及时向当地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经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采取限制用气的措施。
限制用气不得影响居民生活用气。
第三章 经营与管理
第十四条 管道供应燃气实行区域性统一经营，瓶装燃气可以多家经营。
燃气经营实行特许经营制度，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燃气。
第十五条 设立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符合标准的燃气气源；
（二）有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储存、运输、输配、充装设施；
（三）有与燃气经营规模相应的自有资金；
（四）有固定的、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
（五）有相应资格的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六）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七）有防泄漏、防火、防爆设备和抢险抢修队伍及装备；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滨河新区范围内设立燃气经营企业的，应当向市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市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做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示；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予以书面答复。
县（市）范围内设立燃气经营企业的，应当向所在县（市）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县（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连同相关材料一并报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市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示；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予以书面答复。
设立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依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 燃气汽车加气站点、瓶装燃气供应站点，应当由具有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设立。并应当具备第十五条（一）、（二）、（四）、（五）、（六）、（七）项规定的条件。
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滨河新区范围内设立燃气汽车加气站点、瓶装燃气供应站点的，由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市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做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核发《燃气供应许可证》；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予以书面答复。
县（市）范围内设立燃气汽车加气站点、瓶装燃气供应站点的，由县（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县（市）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做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核发《燃气供应许可证》，并应当自批准之日起二十日内将审批情况报市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予以书面答复。
燃气汽车加气站点、瓶装燃气供应站点，在取得《燃气供应许可证》和依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第十八条 通过道路、水路、铁路运输燃气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规定以及国务院交通运输部门、国务院铁路部门的有关规定；通过道路或者水路运输燃气的，还应当分别依照有关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或者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
第十九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公示燃气许可事项办理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资料目录、申请文本等。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和实地勘察。
第二十条 燃气经营企业停业、歇业、合并、分立或经营场所和其他重大事项变更的，应当提前六十日向建设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以确保燃气用户正常用气为前提，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 管道燃气的用气量，应当以具有计量监测资质的机构检定合格的燃气计量表计数器的记录为准，瓶装燃气应当以交付用户的实际重量为准。
第二十二条 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燃气的种类、气质成份等信息。
第四章 服务与使用
第二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罐装、瓶装、管道燃气的压力、质量、数量、加臭剂量以及液化石油气钢瓶内残液存量应当符合规定标准；
（二）定期申报检验、维修燃气设施和计量器具；
（三）设置二十四小时抢修、报警、服务电话；
（四）制定用气规则，对用户进行安全知识宣传；
（五）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六）不得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
（七）不得拒绝向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供气；
（八）不得用槽车、储罐直接向燃气钢瓶充装燃气；
（九）不得涂改、出租、转让企业燃气经营许可证、燃气供应许可证；
（十）不得向无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提供经营性燃气；
（十一）不得使用未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燃气钢瓶；
（十二）不得无故停止供气；
（十三）不得强行为用户指定燃气器具销售单位和品牌。
第二十四条 在本市销售使用的燃气器具，必须是取得国家燃气器具产品生产许可证，安全质量认证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附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第二十五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拟进入本市销售的燃气器具组织具备法定资格的检测机构进行气源适配性检测，检测结果由建设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对已经通过气源适配性检测的燃气器具，应当每三年进行一次复检。
禁止销售、安装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器具，禁止销售和使用超过检验期限和检验不合格的燃气钢瓶。
第二十六条 从事燃气器具安装、维修的企业应当依法取得资质，工作人员应当接受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知识、专业技术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作业。
燃气器具的安装维修应当符合国家技术规范和标准。
第二十七条 管道燃气单位用户和燃气计量表设置在住宅内的居民用户，其燃气计量表前燃气设施，由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建设、维护、更新，费用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燃气计量表和表后燃气设施及其燃气器具，由用户负责维护、更新，费用由用户承担。
燃气计量表设置在居民住宅公共部位的，燃气管道进户墙外侧的燃气设施由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建设、维护、更新，费用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燃气管道进户墙内侧的燃气设施及其燃气器具由用户负责维护、更新，费用由用户承担。
第二十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燃气用户档案，并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管道燃气用户需要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燃气用途或者安装、改装、拆除固定的燃气设施和燃气器具的，应当与燃气经营企业协商，并由燃气经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所产生的费用由用户承担。
燃气用户需要更名、过户、销户时，应当到燃气经营企业办理变更或者销户手续。
第二十九条 管道燃气停气时，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提前四十八小时通知用户。因突发事件影响正常供气时，应当及时通知用户。恢复供气的时间不得安排在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之间。
第三十条 燃气用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则正确使用燃气；
（二）定期维护、检修和更新燃气器具，不得使用超过规定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
（三）不得盗用燃气、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
（四）不得对燃气钢瓶加热、改变燃气钢瓶检验标记或者拆修燃气钢瓶阀件；
（五）不得自行处理燃气钢瓶残液；
（六）不得自行拆卸、安装、改装管道燃气计量器具和燃气设施及燃气器具；
（七）不得自行安装以管道燃气为燃料的热水器、空调等设备；
（八）不得增容安装不符合管道流量的燃气器具；
（九）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器具；
（十）燃气设施抢修、维护更新、检验时应当予以配合；
（十一）不得涂改或擅自转让燃气使用证；
（十二）进行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不得危害燃气设施安全；
（十三）不得用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引电器地线；
（十四）不得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
（十五）不得有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用气行为。
第三十一条 燃气用户有权对燃气质量、计量、价格、服务等事项向燃气经营企业质询，也可向建设、质量技术监督、物价、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有关部门在接到投诉之日起十五日内应当将处理情况告知投诉人。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三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燃气事故统计分析制度，健全燃气安全保障体系，宣传普及燃气安全知识，提高全民燃气安全意识，防范燃气事故发生。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制定本单位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应急人员和必要的应急装备、器材，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三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检查、维修维护、事故抢修等制度，配备必要的报警检漏设备和安全设施。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重要燃气设施所在地设置统一、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配备专职人员进行巡回检查。对重大危险源应当采取二十四小时监控措施。
燃气经营企业的技术人员和安全人员，应当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第三十四条 燃气经营企业在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燃气器具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有安全隐患的，应当书面告知用户安全隐患及整改措施；遇紧急情况，可立即采取限制用气措施。
燃气用户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的，燃气经营企业可以持安全隐患告知书，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采取限制用气措施。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镇燃气设计规范》规定的燃气管道安全距离范围内动用明火、挖沟取土、修建建筑物、堆放物品、栽植树木、排放腐蚀性物质，或者从事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擅自拆除或者迁移固定燃气设施，不得损坏、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建筑物、构筑物占压燃气管道的，应当在限期内拆除。
因建设工程施工确需拆除、迁移燃气设施的，按照建设工程报批程序，经相关部门同意后，报建设主管部门批准，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七条 经批准在燃气设施安全距离范围内进行施工的单位，应当在施工前与燃气经营企业确定保护措施，在专业技术人员的监督下施工。
第三十八条 除紧急情况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启或者关闭燃气管道上的公共阀门。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安全隐患、环境污染等情况，应及时向燃气经营企业、消防、环保或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发生燃气事故，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及时组织抢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一）、（三）、（九）、（十二）项之一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六）、（七）、（八）、（十）、（十一）、（十三）项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并建议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三款，第三十条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项，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单位和个人侵占、毁坏、擅自拆除或者迁移固定燃气设施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损坏、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建筑物、构筑物占压燃气管道或者设施，逾期不拆除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建筑物、构筑物所有人承担。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涉及发展和改革、规划、质量技术监督、安监、公安消防、交通运输、环保、工商等部门处罚权限的，由上述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处罚。
第五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燃气是指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等气体燃料；
（二）燃气工程是指燃气的贮存、输配设施和管道燃气设施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三）燃气设施是指燃气生产、储存、运输、输配、供应的各种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和计量装置；
（四）燃气器具是指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机动车燃气器具等燃气用具和燃气钢瓶、工业燃气设备；
（五）燃气经营企业是指生产、储存、输配、供应燃气的企业；
（六）燃气用户是指使用燃气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一次非法取供，是否要对重复供述一排到底？重复供述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然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明确重复供述的可采性。重复供述排除与否取决于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的实际影响。基于我国实际，应当实行重复供述的分阶段排除方式，即原则上只排除非法取供发生后至确认前在同一诉讼阶段获取的重复供述。为了克服排除重复供述的障碍，应当允许重复取供，理顺公、检、法的关系，减少三机关的同质性。当然，最根本的举措是要建立激励为主的取供机制，调整形式主义的口供运用模式，怯除对非自愿供述的依赖。
一、问题的提出
在各国的刑事司法证明中，供述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几乎成为了定案中不可缺少的证据形式。然而，由于供述证据蕴含着不同利益之间的紧张冲突，人们对它担心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它的钟爱{1}。因此，各国法律对供述的获取与运用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而供述排除法则就是其核心内容。但问题是，与实物证据不同，供述的获取带有相对的可重复性。法律虽然可以限制讯问的主体、地点、时间和手段，但一般都不限制讯问的次数。对于同一个被追诉者，经过多次讯问，可以形成多份供述材料。所以，在绝大多数认罪案件中，被追诉者的有罪供述尤其是审前供述都不止一次。而如果仅仅其中某次供述的获取使用了非法手段，那么之后未直接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供述该如何处理？是绝对排除，还是一概允许，抑或裁量排除，这就是所谓的重复供述排除问题。对于重复供述，若绝对排除，可能会超越供述排除法则救济的目的，加大其负面影响，提高追诉成本；若一概允许，就完全无视了非法手段的波及力，追诉机关可以在非法供述被排除后转而依赖受到非法手段影响的重复供述，某些实质意义上的“非法供述”依然可以在审判中使用，直接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有罪供述的排除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重复供述的排除直接关系着供述排除法则的实施效果，是一个复杂但却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国的重复供述问题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一方面，流水线型的诉讼结构和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理念使得重复供述数量众多。在线型的诉讼结构下，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都是相对独立的“工序”，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原材料”或被加工的对象，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均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有如实回答的法律义务。而且，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具有浓厚的“口供情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多是围绕口供而展开，并将口供作为定案处理的主要依据，形成了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方式。因此，为了查明案情，核验证据，公安司法机关一般都会进行多次讯问，从而形成很多份供述笔录。另一方面，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重复供述的效用。在现有的证据规则下，庭前供述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拥有与当庭供述一样乃至超过当庭供述的证据效力。而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使法庭不仅对庭前供述推定可采，而且还倾向于承认其证明力上的优先性，并惯于以庭前供述印证或驳斥当庭供述。此外，在我国的刑事侦查实践中，讯问多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为了追求口供，刑讯并不是个例，[1]变相刑讯的方式也不断推陈出新，媒体曝光的重大冤假错案中几乎都有非法取供的影子，这导致庭审时庭前供述的合法性经常受到辩方的质疑。尤其是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颁行以后，排除非法供述的申请在数量上直线上升，法官在判定时经常需要面对重复供述的排除问题。《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供述排除法则，即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明确重复供述的可采性。
值得强调的是，供述排除视阈中的重复供述，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言，仅局限于“内容相同”的“后续口供”{2}或者“二次口供”中与非法供述相同或一致的部分{3}。质言之，重复供述就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的多次有罪供述。“重复”强调的是供述的次数，而不是内容完全一致。恰恰相反，实践中，重复供述不可能完全相同，后来获取的供述一般是之前供述的完善和补充，与之前的供述仅有部分相同，当然，多次供述也有可能在内容上完全不同，但只要是有罪供述，就都属于重复供述的范畴。即便联系到供述排除规则，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的持续性影响也不仅仅表现为维持重复供述内容上的稳定，被追诉者在被非法取供手段打破心理防线供认犯罪后，在以后的讯问中可能多供罪行，可能少供罪行，可能由供此罪变成供彼罪，而当被追诉者本身是无辜者的情况下，也可能乱供罪行。所以，一概认为这些供述不属于供述排除法则视野下的重复供述问题或者不应当排除，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排除重复供述的理论根据
是否排除重复供述？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首先考察供述排除法则的理论基础。对于供述排除的理论依据，一直以来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说主要有虚伪排除说、人权保障说、违法排除说、司法廉洁说等。虚伪排除说在早期各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广为接受。依其主张，警察采取的强制取供手段损害了被追诉者意志自由，从而增加了虚伪供述的可能性。在英国，确保供述的可靠性曾经是供述排除法则的准一目标{4}，甚至直到今天，由于是否侵犯自愿性的判断相当主观，还有一些人主张应以可靠性取代自愿性检验{5}。人权保障说认为，非自愿性供述的排除主要是出于保障被追诉者权利的考虑。采用非自愿的供述，将会违反“将嫌疑人作为一个自治主体并以合乎人格尊严的方式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道德责任”{6}，因此，不问其内容是否可靠均应排除。违法排除说则提出，供述排除惟一的原因就是取供过程中采取了违法的程序或手段。取供者违法取供的目的无非是在审判中使用该供述，如果加以排除，就消除了滥用权力的动机，吓阻或者震慑了违法行为，从而担保了取供程序的正当性。而司法廉洁说的要旨为，若法院采用了非法获取的供述，就是在宽恕追诉机关侵犯被追诉者权利、滥用权力的行为，无异于扮演了追诉机关的“共犯”和“帮凶”。但是，不管上述哪一种学说，都只是片面强调刑事司法的某一种价值或向度，在解释供述排除法则时只具有有限的作用。因此，大多数国家在供述排除法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倾向于综合权衡，即以自愿性为核心结合供述可靠性、震慑违法、人权保障等多种基准说明供述排除的正当性。
重复供述的排除属于供述排除法则的当然内容，因此，供述排除法则的理论基础也必然是排除重复供述的正当理由。在排除重复供述时法院同样需要遵循供述排除的根本尺度，即重复供述的作出是否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之前非法取供手段的强迫？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非法取供手段是否导致了重复供述虚假的风险？上述手段对被追诉者权益的损害到了何种严重程度？排除重复供述是否能起到吓阻违法的效果？采用重复供述是否会影响审判公正？然而，重复供述的排除亦有其特殊性。一般而言，重复供述的获取程序本身并没有违反法律，甚至在表面上也是由被追诉者自愿作出的。排除重复供述的直接根据最终落脚于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及据其获取的供述对重复供述的实际影响。只要重复供述受到了先前违法讯问行为及先前供述的影响，从而符合了供述排除的根本标准，该重复供述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理论上而言，上述影响显而易见。刑讯等非法取供手段极有可能对被追诉者的心理带来持续性的压力，加重在随后的讯问中被追诉者的焦虑和恐惧，甚至导致其患上“创伤后的应激障碍”{7}。在这些心理障碍之下，被追诉者不会轻易推翻已经作出的有罪供述。而一次认罪也会使被追诉者相信“天机已经泄露”，从而放弃在之后的讯问中争辩的权利，而且，有些讯问者也可能在之后的讯问中利用先前的有罪供述。当然，先前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的影响可能会因为特定的原因而出现中断，这也决定了并非非法取供之后所有的重复供述都需要排除。
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和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及德国的“长远效力”理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的西尔弗索恩木材公司诉美国案中最早提出了“毒树之果”原理：如果第一手证据是非法搜集的，任何来源于此的第二手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第一手证据受到了“污染”，是“毒树”，因此，不能被用作获取其它证据的途径。[2]德国学界也存在与“毒树之果”类似的“长远效力”或“放射效力”理论，认为非法取供手段具有长远效力，因而，从非法获得的信息中衍生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除非透过合法的行为亦可以取得同一证据{8}。但是，该理论对德国刑事司法实践影响较小。显然，“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理论都看到了非法取证手段对第二手证据的影响，甚至也都承认真正的“毒树”是非法取证手段，在这一点上和排除重复供述的理论根据是相通的。然而，与之不同的是，适用“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原理有一个必要条件，即通过非法取证手段获得的第一手证据和第二手证据之间具有派生性，正因如此，“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又被称为派生证据理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罕见的两个排除派生证据的案件中强调，只有当派生证据直接以非法获取的第一手证据为基础时，“才成立长远之效力”。[3]而在排除重复供述的情形中，非法取供手段、第一次供述与重复供述的关系较为复杂。重复供述的作出既可能出于受到先前非法取供手段的直接影响，如无辜者受到一次刑讯后作出内容迥异的多次有罪供述；也可能直接形成于第一次有罪供述，如警察利用第一次有罪供述获取了嫌疑人的进一步供述，还有可能以上两种情形兼而有之（如下图所示）。但只有具备第二种情形时，才适合用派生证据理论解释。
在我国，由于立法上供述排除法则完全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组成部分，这也导致许多学者在分析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时侧重于重复供述的合法性。有论者认为，“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的方式得到被告人的口供，在以后的讯问中即使不再使用刑讯逼供，被告人也可能重复其已经作出的口供，第二次的口供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但是因为已经有刑讯逼供的口供存在，以后同样的口供也是不合法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9}。这种分析方法没有考量确立非法供述排除规则及排除非法供述的根本原因，忽略了救济非法取供及阻断非法取供方法波及效应的可能性，容易不当扩大重复供述排除的范围。更多的论者套用了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认为先前的非法取供方法的影响具有持续性，重复供述的作出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恐惧心理所致，“这就是毒树之果，也应排除”{10}。但如上所述，排除反复自白的理论根据同“毒树之果”理论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即使在美国，“毒树之果”也只适用于直接违反宪法的行为，对于重复自白的排除缺乏足够的解释能力。笔者认为，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看，我国的非法供述排除规则是建立在对供述自愿性、可靠性、人权保障、震慑违法、惩罚犯罪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之上。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可以看做是我国的供述取得禁止规定，旨在强调供述的自愿性，充分保障被追诉者的合法权利。第二，对于采用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的供述并非一概排除，在决定时还需要考虑供述自愿性、可靠性及侵犯个体权利的程度等。第三，《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第21条要求排除取供程序严重违法和存在某些无法补救的程序瑕疵的供述，既保障了供述的可靠性，更是凸显了对正当程序和审判公正的关注。所以，仅用是否合法作为衡量重复供述排除与否的根据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排除重复供述的直接依据应当是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自愿性、可靠性的可能影响，根本依据则是吓阻违法、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的实践需要。
三、重复供述可采性的决定因素
判断重复供述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关键就是要看重复供述自愿、可靠与否，特别是先前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自愿性的影响。而在评价重复供述的自愿性、可靠性时，需要考虑以下多种事实因素：
（一）先前违法取供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各种违法情形对于供述证据能力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是否排除供述或者排除到何种程度，应当考虑违法取供的性质和严重程度。[4]采取刑讯等法律禁止的强迫手段获取供述的，一般都会对重复供述的自愿性产生持续影响[5]，除非采取了消除该影响的补救措施。而且，强迫的程度越严重，对重复供述的波及力也越强。强迫手段严重程度的评估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势，包括该手段的持续时间，具体内容，实施背景，实施方式，以及受害人的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等。如果并未采取强迫手段，而仅仅存在其他程序性违法，即便可能导致第一次供述的排除，一般也不会直接影响重复供述的自愿性。[6]
（二）讯问人员的一致性
取供既是讯问人员运用口头语言影响被追诉者的过程，也是讯问人员非语言行为包括个体的性格特征、人格魅力等对犯罪嫌疑人形成心理优势的过程{13}。被追诉者通常将强迫取供手段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和特定的讯问主体联系在一起。实施过刑讯的同一讯问人员，在后续讯问中即使没有采取强迫取供手段，被追诉者也可能出于恐惧心理和顺从效应，违背自己的意愿作出供述。而讯问主体的变换则有可能给被追诉者传递出新的信息，解除其心理压力，阻断非法取供手段的不当影响，转变被追诉者对供述的态度。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实践中，变更讯问人员后，被追诉者翻供的比率就会上升。讯问主体的变换既包括同一审讯小组或同一机关内部讯问人员的调整，也包括上下级机关或者不同性质机关间讯问人员的变更，比如警察换为检察官、法官。
（三）讯问人员的主观目的
讯问人员有可能明知第一次供述会被排除，但为了获取具有合法形式的重复供述，在第一次讯问时故意违反法律。在这种情况下，重复讯问时的常规法律保障措施就很难确保重复供述的任意性。如在美国，不少侦讯手册中都教导警察应当“巧妙”选择提出米兰达忠告的时机。尤其是埃尔斯塔德案之后，警察部门得到了这样一种暗示，未经米兰达忠告的讯问并不影响米兰达忠告后的弃权及供述的可采性。[7]为此，有的警察部门甚至制定了“警察议定书”，鼓励警察在犯罪嫌疑人交代罪行之后，再宣读米兰达忠告，并引导嫌疑人重述原来的自白。但联邦最高法院在随后的塞伯特案中对通过这种做法获得的重复供述的可采性予以了否定。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埃尔斯塔德案和塞伯特案的区别是，前者未进行米兰达忠告是疏忽大意，而后者则是有意为之。[8]
（四）讯问场所的变化
讯问场所和犯罪嫌疑人的拒供或供述动机密切相关。一般而言，讯问场所的封闭程度和被追诉者放弃权利和作出供述的明智、自愿程度成反比。封闭的讯问场所可以切断嫌疑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让其产生孤立无援之感{11}，从而使嫌疑人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违心地放弃抵抗。在讯问的封闭性上，公安机关办公场所要强于看守所，没有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的场所要强于实时监控的场所，只有讯问人员参与的场所要强于法庭等有辩护律师及其他主体参加的场所。因此，讯问地点和环境的改变，可能增强讯问场所的开放性，进而修复强迫取供对被追诉者造成的心理伤害，使重复供述的作出更加理性和明智。
（五）两次讯问的间隔时间
两次讯问间隔的时间越短，第二次讯问越有可能被讯问人员和被追诉者视为是第一次讯问的延续。在先前非法取供行为的阴影下，被追诉者在后续讯问中回答问题时极易受到讯问人员的暗示，使重复供述丧失自愿性。事实上，不管在先前的讯问中是否采取了非法取供行为，以及是否获得了供述，间隔时间较短的连续讯问本身就是一种强迫。英国大法官泰勒勋爵在米勒一案中就曾指出，警方对米勒连续不间断的讯问构成了“强迫和威胁”，除了身体暴力，“很难再找出比这更具敌意和胁迫的方法”。[9]因此，即便是同一讯问主体，只要间隔的时间足够长，重复供述也可能具有可采性。相反，即使更换了讯问人员，间隔的时间太短，也难以保障重复供述时的意志自由。
（六）第一次供述的全面性及两次供述的重复率
对预期法律制裁的恐惧，对某些现实问题的忧虑，以及供述可能带来的犯罪感、羞耻感乃至暴露感等，均是被追诉者拒供的重要动机。但一旦作出供述，不管在供述过程中是否受到强迫，以上动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减轻或消失。对于犯罪者而言，他很可能相信，“天机已经泄漏”，已经作出的供述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磨灭，而对于无辜者而言，翻供也意味着从刚刚适应的心理状态中挣脱，重新进入之前的焦虑和恐惧状态。尤其是，当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到的供述相当细致和全面时，很难避免在第二轮讯问中使用第一次讯问的供述。因此，一般情况下，两次供述的重复率越高，表明受到第一次讯问和供述影响的可能性越大，但也并不总是如此。无辜者的重复供述的内容由于基于诱导和虚构，可能每次都不相同，而犯罪者作出重复率高的陈述时也可能已经完全理解了其所享有的法律权利。
银川市燃气管理条例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银川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决定》于2012年8月15日银川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2012年9月2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银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10月9日
银川市燃气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燃气的管理，规范燃气经营和使用行为，维护燃气经营企业和用户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发展规划、应急保障、燃气工程建设、燃气储存、运输、输配、充装、经营、使用，燃气器具销售、安装、维修，以及燃气安全、监督管理等活动。
第三条 燃气事业的发展应当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坚持统一规划、配套建设、统一管理的原则。
鼓励社会力量投资燃气事业，推广使用安全、节能、高效、环保的燃气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促进燃气科技发展，提高燃气管理水平。
第四条 银川市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燃气的管理工作，其所属的银川市燃气管理办公室负责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滨河新区燃气管理的日常工作。
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市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发展和改革、规划、质量技术监督、安监、公安消防、交通运输、环保、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燃气管理工作。
燃气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促进燃气经营者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
第二章 规划建设与应急保障
第五条 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发展和改革部门编制本市燃气发展规划和近期建设计划，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发展和改革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燃气发展规划和近期建设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市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应按照燃气发展规划配套建设燃气设施，并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不具备条件的，应当预留燃气配套建设用地。
第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燃气工程项目和燃气经营网点的布局，应当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和燃气安全规定。
新建、扩建、改建燃气工程项目，应当按照规定由发展和改革部门会同建设主管部门核准。
对燃气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燃气设施建设工程，规划主管部门依法核发选址意见书时，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征求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不需要核发选址意见书的，规划主管部门在依法核发规划许可证或者建设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就燃气设施建设是否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征求建设主管部门的意见。
燃气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第八条 燃气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九条 燃气工程的设备和材料，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条 燃气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燃气工程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建设单位十五日内将竣工验收情况报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正当理由不得阻挠经批准的公共管道燃气工程项目的施工安装。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燃气应急储备制度。市、县（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燃气输配应急预案，对燃气供求现状实施监测、预测和预警，采取综合措施提高燃气应急保障能力。
燃气供应严重短缺、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动用储备、紧急调度等应急措施，燃气经营企业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并承担相关应急任务。
第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遇燃气供应短缺、供应中断等突发事件，应当及时向当地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经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采取限制用气的措施。
限制用气不得影响居民生活用气。
第三章 经营与管理
第十四条 管道供应燃气实行区域性统一经营，瓶装燃气可以多家经营。
燃气经营实行特许经营制度，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燃气。
第十五条 设立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符合标准的燃气气源；
（二）有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储存、运输、输配、充装设施；
（三）有与燃气经营规模相应的自有资金；
（四）有固定的、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
（五）有相应资格的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六）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七）有防泄漏、防火、防爆设备和抢险抢修队伍及装备；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滨河新区范围内设立燃气经营企业的，应当向市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市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做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示；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予以书面答复。
县（市）范围内设立燃气经营企业的，应当向所在县（市）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县（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连同相关材料一并报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市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核发《燃气经营许可证》，并向社会公示；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予以书面答复。
设立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依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第十七条 燃气汽车加气站点、瓶装燃气供应站点，应当由具有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设立。并应当具备第十五条（一）、（二）、（四）、（五）、（六）、（七）项规定的条件。
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滨河新区范围内设立燃气汽车加气站点、瓶装燃气供应站点的，由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市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做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核发《燃气供应许可证》；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予以书面答复。
县（市）范围内设立燃气汽车加气站点、瓶装燃气供应站点的，由县（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县（市）建设主管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做出行政许可的决定，核发《燃气供应许可证》，并应当自批准之日起二十日内将审批情况报市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当予以书面答复。
燃气汽车加气站点、瓶装燃气供应站点，在取得《燃气供应许可证》和依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第十八条 通过道路、水路、铁路运输燃气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规定以及国务院交通运输部门、国务院铁路部门的有关规定；通过道路或者水路运输燃气的，还应当分别依照有关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或者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
第十九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公示燃气许可事项办理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资料目录、申请文本等。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和实地勘察。
第二十条 燃气经营企业停业、歇业、合并、分立或经营场所和其他重大事项变更的，应当提前六十日向建设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以确保燃气用户正常用气为前提，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第二十一条 管道燃气的用气量，应当以具有计量监测资质的机构检定合格的燃气计量表计数器的记录为准，瓶装燃气应当以交付用户的实际重量为准。
第二十二条 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燃气的种类、气质成份等信息。
第四章 服务与使用
第二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罐装、瓶装、管道燃气的压力、质量、数量、加臭剂量以及液化石油气钢瓶内残液存量应当符合规定标准；
（二）定期申报检验、维修燃气设施和计量器具；
（三）设置二十四小时抢修、报警、服务电话；
（四）制定用气规则，对用户进行安全知识宣传；
（五）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六）不得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
（七）不得拒绝向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供气；
（八）不得用槽车、储罐直接向燃气钢瓶充装燃气；
（九）不得涂改、出租、转让企业燃气经营许可证、燃气供应许可证；
（十）不得向无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提供经营性燃气；
（十一）不得使用未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燃气钢瓶；
（十二）不得无故停止供气；
（十三）不得强行为用户指定燃气器具销售单位和品牌。
第二十四条 在本市销售使用的燃气器具，必须是取得国家燃气器具产品生产许可证，安全质量认证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并附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第二十五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拟进入本市销售的燃气器具组织具备法定资格的检测机构进行气源适配性检测，检测结果由建设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对已经通过气源适配性检测的燃气器具，应当每三年进行一次复检。
禁止销售、安装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器具，禁止销售和使用超过检验期限和检验不合格的燃气钢瓶。
第二十六条 从事燃气器具安装、维修的企业应当依法取得资质，工作人员应当接受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知识、专业技术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作业。
燃气器具的安装维修应当符合国家技术规范和标准。
第二十七条 管道燃气单位用户和燃气计量表设置在住宅内的居民用户，其燃气计量表前燃气设施，由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建设、维护、更新，费用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燃气计量表和表后燃气设施及其燃气器具，由用户负责维护、更新，费用由用户承担。
燃气计量表设置在居民住宅公共部位的，燃气管道进户墙外侧的燃气设施由燃气经营企业负责建设、维护、更新，费用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燃气管道进户墙内侧的燃气设施及其燃气器具由用户负责维护、更新，费用由用户承担。
第二十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燃气用户档案，并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管道燃气用户需要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燃气用途或者安装、改装、拆除固定的燃气设施和燃气器具的，应当与燃气经营企业协商，并由燃气经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所产生的费用由用户承担。
燃气用户需要更名、过户、销户时，应当到燃气经营企业办理变更或者销户手续。
第二十九条 管道燃气停气时，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提前四十八小时通知用户。因突发事件影响正常供气时，应当及时通知用户。恢复供气的时间不得安排在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之间。
第三十条 燃气用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则正确使用燃气；
（二）定期维护、检修和更新燃气器具，不得使用超过规定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
（三）不得盗用燃气、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
（四）不得对燃气钢瓶加热、改变燃气钢瓶检验标记或者拆修燃气钢瓶阀件；
（五）不得自行处理燃气钢瓶残液；
（六）不得自行拆卸、安装、改装管道燃气计量器具和燃气设施及燃气器具；
（七）不得自行安装以管道燃气为燃料的热水器、空调等设备；
（八）不得增容安装不符合管道流量的燃气器具；
（九）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器具；
（十）燃气设施抢修、维护更新、检验时应当予以配合；
（十一）不得涂改或擅自转让燃气使用证；
（十二）进行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不得危害燃气设施安全；
（十三）不得用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引电器地线；
（十四）不得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
（十五）不得有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用气行为。
第三十一条 燃气用户有权对燃气质量、计量、价格、服务等事项向燃气经营企业质询，也可向建设、质量技术监督、物价、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有关部门在接到投诉之日起十五日内应当将处理情况告知投诉人。
第五章 安全管理
第三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燃气事故统计分析制度，健全燃气安全保障体系，宣传普及燃气安全知识，提高全民燃气安全意识，防范燃气事故发生。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制定本单位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应急人员和必要的应急装备、器材，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三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检查、维修维护、事故抢修等制度，配备必要的报警检漏设备和安全设施。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重要燃气设施所在地设置统一、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配备专职人员进行巡回检查。对重大危险源应当采取二十四小时监控措施。
燃气经营企业的技术人员和安全人员，应当经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第三十四条 燃气经营企业在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燃气器具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有安全隐患的，应当书面告知用户安全隐患及整改措施；遇紧急情况，可立即采取限制用气措施。
燃气用户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的，燃气经营企业可以持安全隐患告知书，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采取限制用气措施。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镇燃气设计规范》规定的燃气管道安全距离范围内动用明火、挖沟取土、修建建筑物、堆放物品、栽植树木、排放腐蚀性物质，或者从事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坏、擅自拆除或者迁移固定燃气设施，不得损坏、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建筑物、构筑物占压燃气管道的，应当在限期内拆除。
因建设工程施工确需拆除、迁移燃气设施的，按照建设工程报批程序，经相关部门同意后，报建设主管部门批准，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七条 经批准在燃气设施安全距离范围内进行施工的单位，应当在施工前与燃气经营企业确定保护措施，在专业技术人员的监督下施工。
第三十八条 除紧急情况下，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启或者关闭燃气管道上的公共阀门。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安全隐患、环境污染等情况，应及时向燃气经营企业、消防、环保或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发生燃气事故，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及时组织抢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八条、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一）、（三）、（九）、（十二）项之一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六）、（七）、（八）、（十）、（十一）、（十三）项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并建议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三款，第三十条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项，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单位和个人侵占、毁坏、擅自拆除或者迁移固定燃气设施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损坏、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安全警示标志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建筑物、构筑物占压燃气管道或者设施，逾期不拆除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建筑物、构筑物所有人承担。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由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涉及发展和改革、规划、质量技术监督、安监、公安消防、交通运输、环保、工商等部门处罚权限的，由上述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处罚。
第五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燃气是指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等气体燃料；
（二）燃气工程是指燃气的贮存、输配设施和管道燃气设施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
（三）燃气设施是指燃气生产、储存、运输、输配、供应的各种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和计量装置；
（四）燃气器具是指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机动车燃气器具等燃气用具和燃气钢瓶、工业燃气设备；
（五）燃气经营企业是指生产、储存、输配、供应燃气的企业；
（六）燃气用户是指使用燃气的单位和个人。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