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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取保候审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检、法三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制度具有一系列的优越性：一是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避免一些轻罪出现审前羁押时间超出最终审判确定刑期现象的发生；二是有利于减少羁押看管场所花费的大量资金投入，实现国家资源的节约；三是有利于减少犯罪恶习的交叉感染，避免那些主观恶性小、甚至可能是根本无辜的犯罪嫌疑人，因处于和累犯、惯犯共同羁押的环境，而发生思想恶性转变，滑向更深的犯罪深渊。
在认识到取保候审制度巨大优越性的同时，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发现了取保候审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解决。　　
一、取保候审适用标准的主观色彩过浓，缺乏客观标准的规制，造成了适用中的混乱现象。
1、因适用标准过于主观，造成取保候审适用对象的不均衡。《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法律作出上述规定的原意是通过取保候审措施的广泛适用，防止逮捕羁押措施的滥用，减少刑事诉讼过程中因可能出现的错误而造成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侵害，以保障其合法权益。但由于适用标准主观色彩浓郁，造成了取保候审适用对象的不均衡。由于法律规定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范围广泛，包括从6个月到死刑，也就是说，对死罪、重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可适用取保候审；而“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标准又不明确，完全由司法人员依据主观判断自行决定，非常容易造成取保候审适用对象的不均衡，甚至给一些不良司法人员提供了徇私舞弊的机会，影响司法权威。实践中，笔者所在单位就遇到过公安机关对强奸案、聚众斗殴中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移送起诉，而对轻微盗窃行为却提请逮捕后移送起诉的现象，明显有违刑事诉讼的基本正义理念，严重损害了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正形象。
2、适用标准无硬性客观标准的规制，为其他机关、个人干涉司法提供了条件。如前文所述，因为取保候审适用的条件非常宽泛而标准又过于依据主观判断，为行政机关、有关个人干涉司法提供了条件。如最近媒体广泛报道的一件案件：挪用公司巨额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张帆在被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安庆市太湖县政府竟以其系该县一个项目的招商引资者、需要出席奠基仪式为由，向检察机关申请对其取保候审。张帆被检察机关“从大局出发”取保候审后，在奠基仪式上居然与安庆市和太湖县主要领导同坐主席台，并在仪式结束后把酒共饮。这起事件在造成恶劣影响的同时，也暴露出现行取保候审标准过于任意化的缺陷。
二、取保候审的适用程序不明确，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及取保候审时间效力的不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于1999年10月1日发布的《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在侦查或者审查起诉阶段已经采取取保候审的，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时，如果需要继续取保候审，或者需要变更保证方式或强制措施的，受案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执行机关和移送案件的机关。受案机关决定继续取保候审的，应当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而法律规定的取保候审期限为12个月，按上述四机关的规定，那么这12个月究竟是三机关的“共用期限”，还是三机关的独立适用期限，实践中认识不一、做法各异，不利于有关规定的贯彻执行。而上述的规定还没有考虑到，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其他复杂情况，如：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被退回补充侦查及补充侦查以后又重报检察机关、案件提起公诉后出现撤回起诉以及撤回起诉后补充了新的证据后又重新提起公诉。这些情形出现时，是否也要再次由相关机关重新办理取保候审。如果需要重新办理，那么办案机关仅为了反复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就要耗费大量精力。而如果重新办理取保候审后，取保候审期限要重新计算，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境况将在数次取保候审期限内一直延续，显然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取保候审监督、制裁措施空洞，不足以保障诉讼进程的顺利进行，以维护司法的权威。
首先，现行取保候审的法律规定对于逃跑的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不会有任何刑事上的不利后果。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采取财保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逃跑，执行机关可以没收其保证金；采取人保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逃跑，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执行机关可以对保证人处以罚款。但在刑事责任上，却没有任何规定。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及时到案接受审理的情况时有发生，防碍了诉讼进程的顺利进行，牵扯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其次，漏洞更大的是取保候审后逃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不会承担像“脱逃罪”那样的刑事责任，相反在逃跑后主动归案的情况下还有被司法机关认定“自首”的可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中规定：“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这里的“犯罪后”时间上非常宽泛，并不能排除取保候审后这一时间段。因此，对于取保候审后，逃脱取保执行机关的控制，后又主动向公安司法机关投案的情况，是否应当认定“自首”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实践中，同一审判机关的不同审判人员对此作出不同认定的情况也不鲜见。应当说，取保候审后逃脱本身就是违反了取保候审的法律规定，如果取保候审后逃脱，然后再进行所谓“投案”的情况能够认定自首，将严重违背“任何人不能因违法行为而获得法律上的利益”这一法律原则。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本身是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并不符合“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因此，不能认定其行为是“自动投案”，不能认定自首。但这样的理解并不具很强的说服力，不能完全得到各机关司法人员的认同。
针对现行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完善。
首先，刑诉法应进一步明确取保候审的条件，明确取保候审范围。立法可以采取排除式立法体例，明确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取保候审（参照《刑法》中不得假释的规定），使取保候审不致过于宽泛。同时建立完善取保候审监督制约机制。应赋予被害人在公安司法机关作出取保候审决定后的救济权，即被害人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符合取保条件的，有权向决定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7日内向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请求复核。该复核决定为终局决定。
其次，取消各机关在受理案件时应再次办理取保候审的规定，以简化诉讼程序，并进一步明确取保候审期限。应规定公安机关侦结案件后移送起诉的，检察机关不再办理取保手续；同样，人民检察院办理自侦案件在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也不应再办理取保候审。对于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及重报、撤回起诉及重新起诉的，均不再重新办理取保候审，以避免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重复取保。取保候审期限届满的，不论案件是否作出实体的处理决定，都应宣布解除取保候审，以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完善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行为的处罚措施。建议立法中规定：对于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保证人可以由取保候审决定机关决定予以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司法拘留（参照刑诉法中对于违反法庭秩序行为的处罚）。并在刑法中规定，对于取保候审期间脱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酌情从重处罚。同时在有关自首的法律规定中明确：“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但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相关强制措施的规定逃脱后又投案的除外。”
（作者：陈晨 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检察院）

　　审判监督法官可否能动，如何能动，这是能动司法在审判监督领域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审判监督法官是一群特殊的法官，因为其往往审理的都是再审案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实现对错误裁判案件的校正。因此审判监督可谓是法官的法官，亦是对一、二审程序的必要补充。在能动语境下，笔者以为审判监督法官当有作为，并且可大有作为。因为随着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和期待值越来越高，对人民法院的审判质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提升审判质效，促进司法的公信力提升是审判监督法官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因此，审判监督须有能动作为，而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纠错功能，促进案件质量的提升，对法院的审判职能和司法的公正进行补强。审判监督法官一般审理的案件都是事实认定有误或法律程序适用上有瑕疵的案件。由此其适用的法律程序也一般为纠错性程序——再审程序。审监法官通过再审程序的启动和适用，将可能存在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程序适用瑕疵的案件进行重复性处理以期纠正案件错误的审判程序和结果，还当事人一个公平公正。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审判监督程序无疑是对司法公正的一个补强。而审监法官所审理的案件均是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来对司法的公正进行补强。因此绝对的公正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只能通过艰辛和力所能及的努力不断靠近正义的彼岸而无法完全达到。而且，由于司法是一种人为操作的主观性活动，因人的参与就必然会认知能力的局限而难免产生一些错误和瑕疵。而审判监督的创立和适用正是为了弥补作为人的法官的认知局限。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正是一个法官的使命和职责，亦是人民法院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而错误、瑕疵案件的存在必然会对公正产生致命的损害，为此我们设立了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错，以在制度上尽可能降低错案率。因此，审监法官能动作为的首要价值在于通过启动和适用再审程序，降低错案率，对公正进行补强，促进司法质量的提升。

　　第二，监督功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的运用、审判管理流程权的行使实现对法官办案过程监督、结果监督，促进法官廉洁、高效办案，为审判质效的提升作制度内的努力。法院的监督是保障法院基本或大致上不偏离公正轨道运行的制度设计。从监督的内容、范围和种类上，对法官的办案监督大致可分为法院外部的监督和内部的监督，而内部的监督主要包括了审监法官、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但是从技术上和力度上来讲，审监法官力度无疑是最大的，亦是监督环节上不可或缺的。因为审监法官的监督不仅包括了案件评查、法律程序适用是否得到、审判流程节点的管理等等职能。因此，审监法官对办案法官的监督无疑是全面的、立体化的，从内容到细节，从实体到程序，无所不包。通过发挥审监法官的监督职能，法官办案的廉洁性、高效性有了充分的保障，司法就不再因为失去制度化的监督而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信马由缰。从能动的语境和意义上来看，司法的专业特殊性需要通过审监法官这一专业化的监督来保障司法的清廉和高效，以促进司法公信力的自我提升和赢得人民群众的满意与认可。

　　第三，管理功能，通过减刑假释、参与社区矫正、走进厂矿社区开展法制宣传。能动司法的语境要求法官不再是仅仅简简单单地就案办案，机械执法。而是要求法官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通过司法职权的延伸，积极参与社会的管理，尤其是社会运行的风险管控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按照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尔的风险理论，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即大量风险的社会。因此我们的法官亦不能简单地停留于定纷止争，化解矛盾。而但结合案件审理的实际情况，加强对社会风险的提前预防与内部性管控。根据审监法官的办案实际，在预防和管控社会风险上，审监法官大有作为。比如审监法官可以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糅入自己对司法、法律的理解，对于积极改过自新的服刑人员应当给予减刑或假释，甚至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对于服刑期即将届满释放出狱的服刑人员应当积极培训其职业技能，以为其日后融入社会做必要准备，促进其早日回归社会，防止再犯。而对于在适用审判监督程序中发现的错误案件尤其是普遍性的法律问题可以司法白皮书或年度报告的形式将其广而告之，促进此类错误的再犯并指引公民合理行使法律赋予其的权利，为公民规范行为提供一个行动指南，为企业主经营提供一个风险警示，在源头上阻断社会风险源的扩散和发酵，促进社会的安全、平稳运行，为增进社会的和谐添一块砖、加一块瓦。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