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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政府


西宁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

西宁市人民政府令第75号


　　《西宁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１2月2日市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骆玉林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西宁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管理，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维护公众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活动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是指通过计算机等装置向公众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网吧、电脑休闲室等营业性场所。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及其管理活动，应遵守本办法。

学校、图书馆等单位内部为特定对象获取资料、信息提供上网服务的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但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监督管理体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设立审批，并负责对依法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公安机关负责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及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登记注册和营业执照的管理，并依法查处无照经营活动；电信管理部门负责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互联网接入服务实施监督管理；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分别实施有关监督管理。

第五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设立实行统一规划、总量控制、合理布局、严格审批。

市文化行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依法制定本行政区域内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总量和布局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核准，报省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后执行。

鼓励发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连锁经营，积极引导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向规模化、连锁化、主题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第六条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应当采取企业的组织形式，符合本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总量和布局规划，并具备《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条件。

申请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连锁企业应当符合连锁经营的组织规范，并具备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规定的条件。

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办公场所或媒体将申请开办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条件和程序予以公示。

第七条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应当向县（区）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和章程；

（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三）资金信用证明；

（四）营业场所产权证明或者租赁意向书；

（五）依法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八条 县（区）文化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设立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发给同意筹建的批准文件。

申请人获得筹建批准文件后，应当按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设立条件完成经营场所、设施设备的筹建工作。

申请人完成筹建工作后，持同意筹建的批准文件到公安机关申请信息网络安全和消防安全审核。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经实地检查并审核合格的，发给批准文件。

申请人持公安机关批准文件向县（区）文化行政部门申请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县（区）文化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依据本办法的规定并报市文化行政部门备案后作出决定；经实地检查并审核合格的，发给《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对申请人的申请，文化行政部门或者公安机关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分别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申请人持《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第九条 设立连锁经营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企业，应当向市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市文化行政部门上报省文化行政部门，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发给同意筹建的批准文件。获得筹建批准文件的，按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设立规定数量的直营门店后，向省文化行政部门申请最终审核，经审核合格的，发给《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连锁经营企业取得省文化行政部门发给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发展特许（加盟）连锁店。

第十条 下列区域或建筑物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一）小学、中学校园周围200米范围；

（二）居民住宅楼（院）；

（三）不符合公共场所安全要求的建筑物。

第十一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变更营业场所地址或对营业场所进行改建、扩建，变更计算机数量或者其他重要事项的，应当经原审核的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同意。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注册资本、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并到原审核的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

第十二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必须通过依法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接入互联网，不得采取其他方式接入互联网；提供上网消费者使用的计算机必须通过局域网的方式接入互联网，不得直接接入互联网。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办理互联网接入服务手续时，应提供《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提供接入服务。

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对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终止互联网接入服务；对被责令停业整顿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暂停互联网接入服务。

第十三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和上网消费者，不得利用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制作、下载、复制、查阅、发布、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含有危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公众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或者教唆犯罪的信息；不得利用网络游戏或者其他方式进行赌博或者变相赌博活动；不得进行危害信息网络安全活动。

第十四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经营非网络游戏。

第十五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并应在营业场所入口处的醒目位置张贴或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

第十六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每日营业时间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置于营业场所的醒目位置。

第十八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对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法实施的经营管理技术措施和安全技术措施，不得拒绝实施，不得中断运行，不得擅自修改或变更。

第十九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对消费者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行核对、登记，并记录有关上网信息。登记内容和记录备份保存时间不得少于60日，并在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登记内容和记录备份在保存期内不得修改或者删除。

第二十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场内巡查制度。经营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应在经营场所内巡视检查，引导上网消费者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进行文明健康的上网活动；发现上网消费者有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所列行为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并向所在地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第二十一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治安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禁止明火照明和吸烟并悬挂禁止吸烟标志；

（二）禁止带入和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三）不得安装固定的封闭门窗栅栏；

（四）营业期间禁止封堵或者锁闭门窗、安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

（五）不得擅自停止实施安全技术措施。

第二十二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备相关法律、消防安全和网络安全知识。市、县（区）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或行业协会应当做好培训指导和服务工作。

第二十三条 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四条 文化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当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依法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和安全管理技术措施，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有违法行为的，应当采取技术手段及时终止。

第二十五条 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应当及时进行查处，对不属于本部门管理职责的，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有关部门接到通报后，应当及时查处。

第二十六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受到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和被撤销批准文件的，作出决定的文化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应在作出决定的同时，将处理决定抄送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作出相应处理。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连锁经营企业的连锁门店受到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或被撤销批准文件的，所在地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将有关情况逐级上报省、市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文化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擅自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应当通知并监督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立即终止接入服务；对被责令停业整顿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应当及时通知并监督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暂停接入服务。

第二十八条 市、县（区）文化行政部门应当支持建立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为会员的行业协会，引导行业自律。

第二十九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市、县（区）文化行政部门可聘请社会团体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成员、学生家长、教师以及其他志愿者作为义务监督员，对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进行社会监督。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擅自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或者发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违法经营的，均可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或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电信管理部门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管理部门侵害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合法权益、违法审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或者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违法经营行为不查处的，均可向所在地人民政府、上一级管理部门或行政监察部门举报。

所在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派人调查处理，并为举报者保密。

第三十一条 举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和管理部门严重违法行为并经查实的，市、县（区）人民政府或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举报者予以表彰、奖励。

第三十二条 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立即终止或暂停接入服务，并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拒绝实施、中断运行或者擅自修改、变更经营管理技术措施或安全管理技术措施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依据各自职责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非网络游戏的，由文化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五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由文化行政部门予以警告，每接纳1名未成年人罚款500元至2000元，但最高不超过《条例》规定的15000元限额；累计2次接纳未成年人或1次接纳3名以上（含3名）未成年人上网的，除按上述标准罚款外，并责令停业整顿15天；累计3次接纳未成年人上网或1次接纳8名以上（含8名）未成年人上网的，除按上述标准罚款外，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切断其互联网接入服务。

第三十六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条例》规定给予处罚的，按规定处罚。

第三十七条 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设立审批和对经营场所实施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依照其规定。

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擅自收费或不按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责令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截流、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依法收取费用的，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违法审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依法查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从事或者变相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参与或者变相参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有前款所列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当事人对文化行政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或者对其设立或变更的申请不予批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



我国推行判例法可行性之研究

潘哲锋


判例法主要在英美等普通法国家施行。具体方式是由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建立“范例”或“法律原则”，在将来出现类似的案件就可以用同样的原则加以处理，这种通过判决建立起来的“范例”即是“判例”。由于判例可以作为将来处理同类案件的依据，所以判例即具有了法律约束力。判例法即可定义为作为判案依据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判例的遵循、分析、归纳和解释[1]，从中归纳和抽象出来的能成为解决某类案件的法律规范。
英国在世界判例法国家中可谓鼻祖。1066年法国北部诺曼底公爵征服英国，加速了英国的封建化进程，形成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对英国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成果即是促成了普通法这一判例法系统和作为其补充的衡平法的成型。
威廉征服英国后，保留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有的习惯法。后来，为了克服这种习惯法过于分散的毛病，加强中央集权，于是设立了中央司法机关——王室法院，派出巡回法官定期到各地进行巡回审判。巡回法官在各地审判案件时除遵循王室法令外，主要依据当地的习惯法，只要这些习惯法与王室和贵族的利益不相冲突即可作为判案的依据。巡回法官的审判实践过程即是对各地的习惯法进行调查、选择、剖析和加工的过程。当巡回法官回到伦敦聚会时，通过情况交流和磋商，彼此承认对方的判决可以作为以后审判同类案件的依据，在全国推行。这样通过长期的审判实践，以判例的形式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习惯法逐步统一起来。大约公元13世纪就形成了在全英国适用的习惯法即普通法。
普通法是一种判例法，普通法的规范和原则都包含于大量的判例之中。所以在它形成后为了便于法官判案时利用和学习者的学习，法学家们对这些大量的判例中所包含的习惯法原则和规范加以整理、编纂、归纳和注释，出现了许多权威法学著作。如1186年格兰威尔的《英国的法律与习惯论》，1250年布拉克顿的《英国的法律与习惯》，利特尔顿的《土地法论》。这些中世纪产生的权威著作被视为英国的法律渊源之一，具有普遍约束力，成为法院的办案依据。
由于普通法的诉讼程式较刻板僵化，不适合审判实践的客观需求，于是就产生了对普通法起补充作用的具有英国特色的衡平法。公元14世纪时专门设立了衡平法院。中世纪，英国产生和发展了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但仅居于次要地位。进入现代后，英国成文法的比重和作用显著上升而判例法的比重和作用显著下降。尽管成文法比重日趋上升，但英国法仍然基本上是判例型的。因为一方面判例法仍然占据着英国法的某些领域，法官仍可通过判例来发展法；另一方面，英国的法官和法学家仍保有很深的传统观念，认为成文法再多，只有通过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运用和解释后，才能真正进入英国法的体系。甚至法官宁愿引用经过其他法官适用制定法的判例，而不愿直接引用条文法。[2]
从以上可以看到英国法律的基本特点：一、判例法是英国法律的主要渊源。英国法律主要由判例法构成，成文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只起到对判例法的补充、解释的作用。虽然成文法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英国法如没有判例法就不成体系；而没有成文法，则其体系依然可以独立存在。二、遵循先例原则。遵循先例是判例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判例法的基础。遵循先例原则即是以前判决中的法律原则对以后同类案件具有约束力。具体表现为：高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处理同类案件有约束力；同一法院的判决对以后的同类案件具有约束力。遵循先例原则保证着英国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自中国法产生时起就一直重视成文法的立法工作。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了郑国子产铸刑鼎，邓析编竹刑。秦统一全国后更是全面采用成文法主义的法家理论。以后朝代的更迭并没有改变秦所建立的法律体制，中国从此走上了成文法化国家的道路。
中国虽然自始采用成文法，但在成文法施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抛弃判例。相反，从商周时期开始，就明确认可判例的法律效力，并在实践活动中加以应用。据史料记载在商代即有比照先例予以处罚的情况，及至春秋战国时代，判例对司法审判活动已经产生了比较积极的影响。进入秦汉时代由于审判组织和诉讼程序的完善，判例法正式出现。秦代出现的廷行事及汉代的春秋决狱和决事比即是这一时期中国判例法实施的主要形式。
自秦汉后，判例法在各朝代的司法实践中均得到了普遍的应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宋代出现的对审判有指导意义的判例编纂成集的立法活动——编例。如《熙宁法寺断例》、《元符刑名断例》等案例汇编即是。进入南宋后，判例的地位急剧上升，编例活动频繁，先后形成了《绍兴刑名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名断例》等，编例成为南宋的判例法。孝宗时甚至出现“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及贪官污吏“隐例以坏法，贿赂既行，乃为具例”等怪现象。宋代还出现了一种与判例性质相似的法律形式即“批状指挥”。在一定条件下，下级官署可以引用“以降指挥”办理类似公事，以前案例作为后案的样板，前案就是判例。南宋秦桧时达到“续降指挥无虑数千，抵牾难以考据”的程度。孝宗时，经整理筛选的指挥正式被编入《乾道赦令格式》于乾道八年颁布，与赦令并立。
近代的北洋政府把判例作为重要的法律渊源，使之成为审判案件的重要依据，既补充了成文法的“未备”又便于发挥成文法所不易发挥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至1927年北洋政府大理院汇编的判例就有三千九百多件。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包括成文法和例（判例和解释例）两大部分。除了成文法《六大全书》，；例就是南京国民政府重要的法律渊源，是成文法的重要补充，甚至可以对成文法加以引申或进行实质意义上的修正。可见，判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中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3]
当代，我国十分重视成文法的立法工作，从1949年建国至今颁行了大量的成文法，对我国司法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活动更加活跃和频繁。但是进几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型，成文法的施行遇到了大量的问题。
（一）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使立法相对滞后，不能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各级法院都曾遇到或将遇到各类新型案件。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根本无法解决，而立法活动或现行法律的修正工作无法即时跟进，造成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无所适从。最近报载，广西横县地方税务局为了挽救该局的一名职工向全国税务系统发动了捐款。这笔捐款在该职工医治无效死亡之后还有节余，于是围绕这笔剩余捐款就产生了归属问题。我国对此并无法律规定能够适用，因此导致了两级法院审判结果截然相反的尴尬局面。
（二）成文法法条及有关的司法解释有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
我国有些法律条文的语言表达无法达到立法本身的意图，而且相当一部分存在歧义，容易使人有许多理解和解释，在审判实践中各级法院的理解也不一致。有些弹性较大的语言越解释越迷糊，诸如正当理由、显失公平等等，这尤其需要判例来为它作注解。
（三）成文法存在立法上的空白和漏洞
成文法在立法时除了对现有的违法犯罪现象作出解释和确立惩罚规则外，还要对许多未来可能发生和出现的犯罪活动和犯罪现象作出预测。但是立法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对未来犯罪的预测也不可能是全面的。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文法上的空白和漏洞逐渐暴露，不法分子钻了法律空子却无法用法律手段予以惩处。
判例法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实施有着相当成功的经验，我国施行判例法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汲取英美法系国家和我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发展判例法，克服现行成文法的缺陷，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其意义也十分深远。
首先，判例法在我国的发展有十分良好的机遇。判例法在我国法制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虽然判例法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法律渊源，但是现今英美法系国家也在加强成文法的立法工作；普遍适用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在尝试创制判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正在日渐靠拢，逐步融合。这样的世界潮流给我国发展判例法作为成文法的补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在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更无须陷入姓资姓社的泥潭。
其次，判例法在我国的实行已具雏形，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除了公布最高人民法院文件、司法解释外，自1985年创刊2001年，还公布了368个案例，涉及刑事案件115件，民事案件（包括经济、知识产权、海商事等）共209件，行政及国家赔偿案件31件，执行案件13件[4]。这些典型案件叙事清晰，分析精辟，说理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给各级法院审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模本。这些案例的公布另一方面也给普通民众打开了了解法律的大门，有助于对成文法法律条文的理解，“可为”与“不可为”“罪”与“非罪”的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加清晰。这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极大。
第三，案例法与成文法并行有助于弥补成文法中存在的缺陷，同时对后继立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具有滞后性，无法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违法犯罪现象作出预测，立法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克服。随着社会的发展，成文法的漏洞便会暴露，于是便会出现针对这类漏洞的“定向犯罪”。如果单纯依靠成文法，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类犯罪无法遏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对这类犯罪的权威审判，从中引申出法律原则和判案规则（法官立法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指导各级法院审判同类案件，那对此类犯罪的制止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样，判例不仅弥补了成文法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漏洞，也给后继立法提供了立法参考。
第四，成文法与判例法的并行有助于我国法官的素质的提高。我国由于是严格执行成文法，法院审理案件也是按既定条文行事，审判基本上是用法律条文去套案件。如此，裁判文书往往千篇一律，僵硬呆板，缺乏严谨的逻辑推理和详尽的法理分析[4]。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裁判文书往往像一篇学术论文，充满了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法理分析，对诉讼双方都能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起到很好的法制宣传作用。因为法官们需要从原先的判例中抽象出理论依据和法律原则，这就需要法官有极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平庸的法律工作者根本无法胜任法官的职业。
综合以上的分析，判例法在我国与成文法的并行，不仅有助于弥补现行立法上的空白和漏洞，能够随时捕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迅速进行法理分析，抽象出法律原则和规则，指导审判工作，为立法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对我国法官的理论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助于法官整体素质的提高，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也能起到推动作用，而且能够把抽象的法律概念具体化，明确表达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便于人民大众的理解和遵守，对维持社会的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在我国实行成文法与判例法并行的制度是可行的，作用也是积极的，明显的。

浙江省天台县 潘哲锋



参考资料：
[1]《试论判例法的适用方法》 刘静

[2]《外国法制史》（自考版） 由嵘、胡大展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七章、第十一章、第十六章
[3]《中国法制史》（自考版） 叶孝信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4]《独具中国特色的“判例”》 姜联润 人民法院报 200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