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公告发布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上一篇: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省直部门统计工作规范化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下一篇: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生活废弃物管理规定


　　《天津市生活废弃物管理规定》已于2008年2月22日经市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黄兴国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二日

天津市生活废弃物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本市生活废弃物的管理，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高市容环境质量，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辖区内生活废弃物的产生、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及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市市容环境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市生活废弃物收集、运输和处置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市生活废弃物行业管理部门和区、县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统称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建设、规划、国土房管、环保、工商、公安、交通、经济、卫生、质量监督、园林等有关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规定。

　　第四条本规定所称生活废弃物包括居民生活垃圾、单位生活垃圾、道路清扫垃圾、公共场所垃圾、商业摊点垃圾、集贸市场垃圾、餐饮垃圾、建筑垃圾等废弃物。

　　第五条本市对生活废弃物的治理，实行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和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逐步实行分类收集，推行生活废弃物的综合处置，促进生活废弃物的循环再利用。

　　第六条市市容环境管理委员会会同市规划、建设、环保等有关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编制本市生活废弃物治理规划。

　　第七条市和区、县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生活废弃物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工作，统筹安排生活废弃物收集、处置设施的布局、用地和规模。

　　新建扩建项目和旧区改造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以及机场、码头、车站、公园、商店等公共设施、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本市生活废弃物治理规划和相关规定，配套建设生活废弃物收集设施。

　　第八条本市采取有利于生活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提高生活废弃物治理的科学技术水平，鼓励对生活废弃物实行充分回收和循环利用。

　　第九条本市鼓励国内外单位和个人对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处理进行投资经营，鼓励国内外单位和个人采用高科技手段对生活废弃物进行处置和再利用。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给予资金、技术、税费、补贴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并逐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营主体企业化、经营运作市场化、政府监管法制化。

　　第十条产生生活废弃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生活废弃物处理费。生活废弃物处理费的标准和收费办法由市市容环境管理委员会会同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制定后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各级教育和宣传部门应当加强生活废弃物治理常识的普及宣传，增强公众维护市容环境的责任和意识。

　　第十二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在生活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处置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十三条产生生活废弃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投放生活废弃物，不得随意倾倒、抛撒和堆放生活废弃物。

　　第十四条产生生活废弃物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的区、县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如实申报废弃物的种类、数量和存放地点等事项。

　　区、县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应对申报的事项进行核准。

　　第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工业废弃物、医疗废弃物、危险废弃物混入生活废弃物中或投放到生活废弃物容器、转运站、处理厂（场）内。

　　第十六条收集、运输生活废弃物的，应当按照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统一调配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将生活废弃物收运至生活废弃物转运站、处理厂（场）。

　　第十七条运输生活废弃物的，应当使用全密闭运输专用车辆，防止撒漏、渗漏。

　　废弃物运输车辆应做到车容整洁、标志清晰、车体完整，并具备与所运输废弃物性质相适应的条件和设施。

　　第十八条生活废弃物转运站、处理厂（场）因故不能接纳生活废弃物，运输单位应当按照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转移调配要求，将生活废弃物运送到指定的其他转运站、处理厂（场）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生活废弃物转运站、处理厂（场）进行转运或处理生活废弃物，应当符合环境卫生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并接受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生活废弃物转运站、处理厂（场）应当安装除臭、降尘装置，对生活废弃物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并保持其正常运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生活废弃物转运站、处理厂（场）捡拾废弃物。

　　第二十一条从事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的区、县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取得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从事生活废弃物经营性处置的企业，应当向市市容环境管理委员会申请取得生活废弃物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

　　市或区、县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招投标等公平竞争方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的决定，向中标人颁发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

　　未取得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的企业，不得从事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活动。

　　第二十二条从事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从事生活废弃物清扫、收集的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100万元，从事生活废弃物运输的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300万元；

　　（二）机械清扫能力达到总清扫能力的20%以上，机械清扫车辆（包括洒水车和清扫保洁车辆）应当具有自动洒水、防尘、防遗撒、安全警示功能，并安装车辆行驶及清扫过程记录仪；

　　（三）生活废弃物收集应当采用全密闭运输工具，收集工具应当具有分类收集功能；

　　（四）生活废弃物运输应当采用全密闭自动卸载车辆，车辆应当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功能，并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

　　（五）有与取得生活废弃物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的企业签订的处置协议；

　　（六）具有健全的技术、质量、安全和监测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七）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

　　（八）具有固定的办公及机械、设备、车辆存放场所。

　　第二十三条从事生活废弃物经营性处置服务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规模小于100吨/日的卫生填埋场和堆肥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500万元，规模大于100吨/日的卫生填埋场和堆肥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焚烧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1亿元，餐饮废弃物处置厂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1000万元；

　　（二）卫生填埋场、堆肥厂、餐饮废弃物处置厂和焚烧厂应取得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取得规划许可文件；

　　（三）采用的技术、工艺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四）有至少5名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其中包括环境工程、机械、环境监测等专业的技术人员，技术负责人具有5年以上生活废弃物处理工作经历，并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五）具有完善的工艺运行、设备管理、环境监测与保护、财务管理、生产安全、计量统计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六）生活废弃物处理设施配备沼气检测仪器，配备环境监测设施如渗沥液监测井、尾气取样孔，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等监测设备；

　　（七）具有完善的生活废弃物渗沥液、沼气的利用和处理技术方案，卫生填埋场对不同生活废弃物进行分区填埋方案，生活废弃物处理的渗沥液、沼气、焚烧烟气、残渣等处理残余物达标处理排放方案；

　　（八）有控制污染和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

　　第二十四条从事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未经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停业、歇业。确需停业、歇业的，应当提前6个月向所在地的区、县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经同意后方可停业或者歇业。

　　第二十五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闲置、拆除或关闭生活废弃物处置设施、场所。确需闲置、拆除或关闭的，必须经市市容环境管理委员会和市环境保护局核准，并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申请闲置、拆除或关闭生活废弃物处置设施、场所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书面申请；

　　（二）权属关系证明材料；

　　（三）丧失使用功能或其使用功能被其他设施替代的证明；

　　（四）防止污染环境的方案；

　　（五）拟闲置、拆除或关闭设施、场所的现状图及拆除方案；

　　（六）因实施城市规划需要闲置、拆除或关闭的，还应当提供规划、建设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第二十六条市市容环境管理委员会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生活废弃物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应急预案，建立生活废弃物应急处理系统，确保紧急或者特殊情况下生活废弃物的正常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

　　从事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的企业，应当制定突发事件生活废弃物污染防范的应急方案，并报所在地的区、县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生活废弃物的处置实行特许经营制度，由市市容环境管理委员会按照本市市政公用设施特许经营管理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三章　建设工程废弃物管理

　　第二十八条建设工程废弃物是指城镇范围内的施工单位在各类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渣土、弃料及其他工程废弃物。

　　第二十九条市和区、县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用于消纳、处置建设工程废弃物的场所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

　　第三十条产生建设工程废弃物的单位，应当申请办理建设工程废弃物处置核准手续。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7日内作出决定。对于作出批准决定的，颁发建设工程废弃物处置核准证明。

　　第三十一条运输建设工程废弃物的，应当随车携带建设工程废弃物处置核准证明，按照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时间、路线、数量，将建设工程废弃物运送到指定的消纳场所，不得丢弃、撒漏，不得超出核准范围承运建设工程废弃物。

　　第三十二条产生建设工程废弃物的单位应当及时清运建设工程废弃物，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将所产生的建设工程废弃物全部清除，防止污染环境。

　　第三十三条单位或个人修缮、装修房屋产生的零星建设工程废弃物，应当实行袋装密闭收集，及时运送到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或者委托环境卫生服务单位有偿代为运输。环境卫生服务单位应当自接受委托之日起3日内清运完毕。

　　第三十四条运输建设工程废弃物应当使用密闭车辆；建设、施工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废弃物交给未经核准从事运送建设工程废弃物的单位和个人运输。

　　第三十五条运输建设工程废弃物的车辆驶出施工场地和消纳场地前，应当冲洗车体，确保净车出场。

　　第三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设工程废弃物混入其他生活废弃物中，不得将危险废弃物混入建设工程废弃物，不得擅自设置接纳建设工程废弃物的场地。

第四章　餐饮废弃物管理

　　第三十七条餐饮废弃物是指食品生产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食物残渣、残液和废弃食用油脂等废弃物。

　　前款所称废弃食用油脂，是指不可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和各类油水混合物。

　　第三十八条餐饮废弃物应当实行单独收集，不得将餐饮废弃物混入其他生活废弃物。

　　餐饮废弃物产生单位应当设置符合规定的容器，用于存放餐饮废弃物；产生废弃食用油脂的，还应当安装油水分离器或者隔油池等污染防治设施。

　　第三十九条餐饮废弃物产生单位自行收运其产生的餐饮废弃物的，应当符合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收运条件，并向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十条餐饮废弃物产生单位自行处置其产生的餐饮废弃物的，应当具备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处置条件，并应经市市容环境管理委员会同意。

　　第四十一条餐饮废弃物产生单位不具备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收运、处置条件的，应当委托取得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的餐饮废弃物专业单位进行收运、处置，并按规定向受委托的专业单位支付收运、处置费用。

　　市市容环境管理委员会应当通过招投标等方式确定餐饮废弃物的专业收运、处置单位。

　　第四十二条餐饮废弃物专业处置单位应当对餐饮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建立处理台账，每月向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报告上月处置的餐饮废弃物来源、数量等情况，并接受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在餐饮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从事餐饮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处置；

　　（二）将餐饮废弃物混入其他生活废弃物中进行收运；

　　（三）将餐饮废弃物作为畜禽饲料；

　　（四）将餐饮废弃物交由未取得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的单位进行收集、运输、处置；

　　（五）将废弃食用油脂加工后作为食用油使用或销售；

　　（六）将餐饮废弃物裸露存放。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投放生活废弃物，随意倾倒、抛撒和堆放生活废弃物的；

　　（二）生活废弃物的产生单位未申报或未如实申报其废弃物的种类、数量和存放地点等事项的；

　　（三）将工业废弃物、医疗废弃物、危险废弃物混入生活废弃物中或投放到生活废弃物容器、转运站、处理厂（场）内的；

　　（四）在生活废弃物转运站、处理厂（场）捡拾废弃物的；

　　（五）从事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置的企业，未制定突发事件生活废弃物防范应急方案或未将其进行备案的；

　　（六）将建设工程废弃物交由未经核准的单位和个人运输的；

　　（七）运送建设工程废弃物的车辆车体不洁，沿途丢弃、撒漏的；

　　（八）将建设工程废弃物、餐饮废弃物混入其他生活废弃物的；

　　（九）产生废弃食用油脂的单位，未按照规定安装油水分离器或隔油池等污染防治设施的；

　　（十）餐饮废弃物产生单位不具备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收运条件擅自自行收运或未定期备案的；

　　（十一）餐饮废弃物产生单位不具备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处置条件擅自自行处置的。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按照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统一调配要求将生活废弃物运送到指定的转运站、处理厂（场）的；

　　（二）生活废弃物转运站、处理厂（场）未安装除臭、降尘装置或未保证除臭、降尘装置正常运行的；

　　（三）生活废弃物转运站、处理厂（场）转运、处置生活废弃物未达到环境卫生标准的；

　　（四）从事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停业、歇业的；

　　（五）未按照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时间、路线、数量将建设工程废弃物运送到指定的处置场所的；

　　（六）随意丢弃、撒漏及超出核准范围承运建设工程废弃物的；

　　（七）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服务许可证和建设工程废弃物排放处置行政许可文件的。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生活废弃物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或者处置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3万元罚款。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闲置、拆除或关闭生活废弃物处置设施、场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其中，违反第（一）、（三）项的，由其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取缔。

　　第四十九条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生活废弃物处理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处以应交生活废弃物处理费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可处以应交生活废弃物处理费3倍以下且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拖欠生活废弃物处理费的，可以按照每日3‰加收滞纳金；拒不缴纳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第五十条本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实施。

　　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生活废弃物收集、运输和处置活动的监督检查，对违法收集、运输、处置生活废弃物的，可以会同环保、工商、公安、交通、卫生、质监等相关管理部门联合进行查处。

　　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与检查内容有关的资料，不得弄虚作假或者隐瞒事实，不得拒绝或者阻挠执法人员的检查。

　　第五十一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本规定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

杨凡 湖北五峰县人民法院 443400

内容摘要：

“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伴随了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历程。面对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严打政策应运而生，其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严峻的治安形势是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的混乱是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尚未消除是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其产生的价值基础。诚然，“严打”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局限性和负面效应同样不容忽视。“严打”是对法制的破坏与违反，依法从重从快这一“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对法制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集中体现在依法与从重从快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严打”无形之中又制造了新的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丧失殆尽等。。我国的“严打”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因此其对法治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得不偿失。因此，“严打”何时能摆脱人治思维，更值得我们关注。“严打”最初是非常状态下的非常选择，但是战役不间断的进行到现在，这也表明“严打”政策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性基本刑事政策。因而，对于“严打”仅是一项权宜之举，不能不提出怀疑。

关键词： “严打” 刑事政策 局限性 理性反思

Abstract

"strike-hard" campaign " has followed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past 20 years of our country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course as a criminal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evere public security situation day by day, attack severely the policy and aris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it produces its specific soci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 。The severe public security situation is its realistic foundation produced ; The confusion known to the criminal policy are their thought foundations produced ; It is its social base produced that the old idea of the old system has not been dispelled ye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s its value foundation produced . True, " "strike-hard" campaign " policy played a active role in suring in practice, but its limitation and negative effect can't be ignored either。Attack severely " destruction to legal system and infringement , this " "strike-hard" campaign " inherent logic contradiction of intension negative effect in legal system obvious severely and quick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embody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severely and quickly between the two getting implacable; "strike-hard" campaign " has made new crime again virtually, the suspect's right is exhausted etc.. "strike-hard" campaign " of our country is based on foundation of ruling by men, it has destroyed the foundation governed by law, have despised the law and procedure , So it builds the negative effect caused in ruling by law it is enormous, even lose more than gain. So, when can " "strike-hard" campaign " get rid of the thinking of ruling by men, deserve the close attention of us even more. " "strike-hard" campaign " is an extraordinary choice under an extraordinary state at first, but the campaign goes on incessantly till now, this indicate " "strike-hard" campaign " policy become one long period of time basic criminal policy of our country already in fact too. Therefore, to " "strike-hard" campaign " it is only an expedient act , Have to propose suspecting .
Keyword: " "strike-hard" campaign " Criminal policy Limitation Reason reviewing




“严打”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是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违法犯罪升级、蔓延而采取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伴随 了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历程。诚然，“严打”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而对我国：刑事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仍然持续大幅度上升，社会治安问题日增多的严峻社会形势，我们不得不对“严打”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理性反思。
一． 对“严打”的界定
在谈论“严打”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刑事政策有个清楚的了解，刑事政策是为了抗制犯罪而产生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为了达到抗制犯罪的目的，依据本国的犯罪总态势并采取刑罚和非刑罚等手段所制定 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的总和.
(一)对“严打”的界定
“严打”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包括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从重”是指刑事实体而言的，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对严厉的制裁。狭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广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体现在立法、司法两个方面。“从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现为简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现为加快办案速度。
“严打”是我国根据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抗制此种发展变化的需要而适时调整的具体刑事政策。“严打”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世界各国的 “重重”政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促使这一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也是犯罪浪潮的高涨。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我国社会由封闭转向开放，社会结构由静态转为动态。由此导致人们利益结构的倾斜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计激化。从那时起，我国的犯罪率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依照我国犯罪态势有5次高峰的说法，第5次高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至今，已达20余年，时间之长可谓高峰之最。不过，持续的犯罪高峰并未改变犯罪的基本成因，犯罪源于社会矛盾仍是对这一时期犯罪原因的合理解释。事实上，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建，我国就一直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大变动时期。社会大变动导致固有矛盾的大暴露和新型矛盾的大泛滥，基于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的认识，持续上升的犯罪应该是不足为怪的。
我们应该理智的善待“严打”，在刑事政策视野中给予“严打”以准确的定位。
第一：“严打”应该具有目的性。如前所述，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抗制犯罪，包括控制犯罪态势、改造已然罪犯、预防各种犯罪等三项而言。“严打”是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其目标应该定位在控制犯罪态势上，依靠“严打”控制犯罪态势必须把握两点。一是惩罚犯罪的及时性，即尽量缩短犯罪实施与刑事司法运行之间的时间间隔，增强刑事司法的权威，提高“严打”的司法效率。二是犯罪惩罚的不可避免性，即尽量破除犯罪人侥幸心理，树立权威的刑事司法，展示“严打”的司法效率。
第二：“严打”应该具有法律性。这主要是指“严打”不是随心所欲的滥打或无原则的狠打，而是在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前提下，适当从重从快。“严打”的法律性是“严打”本身固有的特征，强调“严打”的法律性，就是要把“严打”与“严格执法”统一起来，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高办案水平，适当从重量刑。
第三：“严打”应该具有综合性。即要把“严打”视为一个由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严打”前因素、“严打”中因素、“严打”后因素。“严打”前因素主要考虑为刑事司法活动提供周密的法网支持，“严打”中因素主要考虑刑事司法机关的通力合作，“严打”后因素主要考虑巩固“严打”成果。
第四：“严打”应该具有针对性。刑事政策因犯罪而生，故而，刑事政策也要为犯罪而活，即适当调整。这种调整的形态之一就是基本刑事政策 与具体刑事政策的分野。“严打”只是特定阶段对特定领域的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会因各国具体国情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其趋同的可能较小。但就“严打”而言，有一点各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严打”的对象应局限于严重刑事犯罪。
第五：“严打”应该具有层次性。“严打”作为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应该包括定罪政策、量刑政策、行刑政策三个层次。从定罪方面来看，我国新刑法的罪名数由130个增至413个，可以说，犯罪化是我国新刑法在定罪政策上的主导取向；从量刑方面来看，刑法典赋予了审判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严打”政策在此体现的最为突出，在量刑中，贯彻“严打”政策关键是把握好“从重处罚”的尺度；从行刑方面来看，“严打”政策的贯彻应该是“严格执法”。
（二）“严打”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立足于当前的社会治安状况，调整刑法打击的重点和力度，以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严打”体现了刑事政策的要求，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刑法的惩治效能要通过法律的实施来实现，而法律的实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尤甚。“严打”实际上是对特殊形势的特殊反应，是基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对刑法打击重点和打击 方向的调整，是刑事政策指导刑事法律实施的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如同其他社会政策一样，也要根据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制定，并随着犯罪现象的发展而变化。犯罪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按部就班的向前发展，而往往受社会、法律及自然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严打”正是依据总体犯罪状况的变化，适时开展专项斗争，有针对性的确定打击重点，组织不同规模的集中打击犯罪活动。
二．“严打”产生的条件：
任何一项刑事政策的制定都有其产生的思想和社会基础，都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严打”作为我国的 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当然也不例外，离不开它特定的时代背景。
（一）现实基础-----严峻的治安形势
从我国建国以来的历次“严打”来看，提出的时机无不在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时期。没有犯罪状况的严重性也就没有“严打”产生的现实合理性[1]。在1983年当时是国门初开，经济开始转型，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滋生了一大批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大的一不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开拓视野，寻求新的犯罪对策，依靠全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手段预防犯罪，治理罪犯，教育青少年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实践活动。1981年中央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议，对新的犯罪对策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在《会议记要》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这一新时期的刑事政策。同时对这一政策做了详细的阐述，对于极少数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依法从重从快处罚；对于大量的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既不判罪劳改，也不送去劳教，而是依靠全党依靠全社会力量，加紧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对于一部分现行刑事犯，依据轻重，区别对待。该劳改的就劳改，该逮捕的就逮捕，该判刑的就判刑。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再次肯定和强调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同时指出要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是青少年教育，综合治理要发挥各方面的作用，要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应该说，这一时期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我国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刑事政策，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政策和两极化政策。应该说，“严打”刑事政策的提出并实施，对于维护当时非正常的治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思想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的混乱
我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形势犯罪的方针，与“重重”相近。对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实行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与“轻轻”相近。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与现代刑事政策精神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受到旧的思维定势的惯性影响，加之对现代刑事政策思想掌握的不准，因而，一度出现了对刑事政策理解、执行混乱的状况。由于我们对综合治理方针的理解带有片面性，把大量的工作放在预防犯罪和教育、感化上，没有很好运用专政的威慑力量。该杀的没杀，该逮捕的没有逮捕，该判的没有判或轻判，使犯罪分子气焰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到处为非作歹，残害人民。“坏人神气，好人受气”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感，批评政法部门“软弱无能，心慈手软”。有的人对阶级斗争心有余悸；有的人认为，既然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就不必再提出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有的人把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说成是搞“惩罚主义”、“报复主义”、“重刑主义”，以上这些思想认识上的混乱，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对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的后果。不少地方犯罪分子逞凶肆虐，无所顾忌，许多犯罪团伙横行城镇乡村，无恶不作。为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纠正打击不力的倾向，更好的贯彻和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出台了“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集中统一行动的决策，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见，对于现代刑事政策理解不全面或不顾国情，照搬照抄国外的刑事政策是不可取的，难以指导实践的，对治理犯罪是不利的。因而，严打决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刑事政策片面理解的错误倾向。
（三）社会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影响尚未消除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国家本位型的刑事政策，在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博弈过程中，现代刑事政策由于它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不完全具备，必定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一是受国家至上观念的冲击，难以形成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格局。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大政府和小社会，全能政府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国家至上观念仍在起统率作用。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只是国家领导下的发动，并不是市民社会的自发启动。公民缺乏参与热情，只是消极受领任务，事不关己，甚至袖手旁观，任由犯罪者横行。国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社会的被动性消极性相互抵消，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犯罪形势愈加严峻。二是受群众运动惯性冲击，难以形成法制社会的良性机制。虽然我国于1980年至1982年先后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但由于新法刚刚颁布实施，一些司法工作人员还不完全掌握和熟悉，出现了对刑事犯罪打击不力的现象。改革开放对社会治安产生了一些冲击和震荡，刑事犯罪活动突出，甚至出现了不正常状况。三是收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难以形成“预防犯罪，治理犯罪”的稳定格局。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政法机关仍然习惯于阶级斗争的思维，尽管我们一直在反“左”，但宁左勿右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带有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动用专政的手段实行严厉打击。按此逻辑惩办与打击是首位的任务，预防犯罪，治本之策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为了取得治理的犯罪的实效，也可以本末倒置。
（四）价值基础----传统的法律文化
在中国的他法律文化中，“法”始终是权力的附庸，是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可以随意运用的工具，是执行君主专横意志的强暴手段。法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普遍的秩序，它听命于权力，从来都是统治者的镇压工具，而不是捍卫民众权利的武器。正如严复所说“中国法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得以超乎法之上，可以益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成专制而已”。深刻的指出了中国传统者支配法律的历史传统，由于过分强调统治阶级的意志，忽视人权的保障，缺乏应有的独立价值。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观念与我国当时法律的概念在内涵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无非都是统治者贯彻和实施其统治的工具而已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严打”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几千年的法律文化传统是“一种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的观念一旦形成，必将极大的作用于历史，即使在最初的条件已经消失，相应的制度已经改变的 情况下，它也可能长久的存留下去，无形之中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
三．“严打”存在的局限性：
面对改革开放后始料未及的严重犯罪问题，我国分别在1983年、1996年以及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部署，实行“严打”。加之各项专向斗争、治理整顿和季节性严打，以及各省市所组织的局部性“严打”，可以说“严打”方针浓缩了我国近20年犯罪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在历次的“严打”斗争中，官方报道的刑事案件破案率、抓获犯罪人数目、判刑人员数目等统计数据在向我们传达着同一个信息--------经过运动化、战役式“严打”斗争上的洗涤，我们将再次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低犯罪率的清平社会。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随着我国社会总体转型的深入，刑事案件在总体趋势上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而并非只是“反复”和“反弹”[1]那样依然可以乐观的状况。就实际而言，20年的“严打”不仅没有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恢复但五六十年代的最高水平”的既定目标，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同时，“严打”所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公平使其遭到理论与实务的双重质疑。
（一）“严打”对法制的违反与破坏
我国“严打”概念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将其由“从重从快”演进为“依法从重从快”。“依法”的突出和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摈弃了以往长期人治下的法律虚无主义影响，逐步顺应了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即使是这样，“依法从重从快”这一“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对法制的负面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集中体现在“依法”与“从重从快”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刑法哲学追求的三大价值目标是公正、谦抑、人道[2]。与之相适应，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的实体法价值原则，上述原则所蕴涵的“刑之法定，罚当其罪是指对犯罪行为量刑的各种情节均由《刑法》加以规定，当轻则轻，当重则重，而不得因刑法规定以外的其他事由对犯罪人加重或减轻处罚。刑法的人道性和谦抑性更是要求“可罚可不罚者，不罚；可判可不判者，不判。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诉讼期限体现着打击犯罪的及时性与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的双重价值。在两种价值之间，过分的夸大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是非常危险的，而“依法从重从快”却要求司法机关在严打过程中要依法同时又要从重从快，这显然是一个无法两全的逻辑难题。刑法谦抑性和人道主义所阐释的“能不判的就不判、能不杀的就不杀与从重从快所要求的可捕可不捕的，捕；可判可不判的，判。法定诉讼期限要求的当快则快，当慢则慢与严打中一味求快之间的内在矛盾显然无法协调与统一。依法与从重从快之间的矛盾，反映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今天，法律至上与法律虚无主义两种价值观念的深层次冲突，法治与人治两种治国策略的痛苦抉择。
（二）严打与严格执法，打击犯罪的混淆
严打就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但是，作为具有阶段性、运动化、战役性特点的严打，与日常工作中的严格执法，打击犯罪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如果两者都解释为严格依法，打击犯罪，那么作为非正常状态的严打其存在是否还有必要？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如何体现？如果将两者的区别界定为严打期间应该从重从快，非严打期间必须严格执法，这是否又回到了1983年“严打”无视法律“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老路？其结果必将重新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这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司法改革显然是不利的。“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象一道选择题，将选择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司法实践部门，其结果不难想象的。司法机关或一味强调打击犯罪的效果和诉讼效率，无视法律的“从重从快”，忽视对无辜者人权的保障，导致案件质量下降，冤假错案增多；或是理解为“严打”期间要严格“依法”，非“严打”期间就可以放松执法，导致养虎为患。2001年9月3日，雅虎新闻网转发了这个新闻社的一则消息，题目是《“严打”三个月破案率100%，到底是功绩还是失职》。这篇报道说，“据报载，某市公安局在最近3个月内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 228起，打掉公安挂牌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4个、黑恶犯罪集团21个、抓捕逃犯41名，重大案件破获率100%。《这个青年报》刊登读者来信质问：到底是功绩还是失职？黑社会性质的反组集团和黑恶势力并非一天形成，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为什么我们的公安部门不能将其控制、消灭于萌芽状态？难道该市的这些犯罪集团都是在严打这一两个月内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