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联合声明（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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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大常委会


包头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

（2011年10月29日包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2年3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妇女应当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履行宪法、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
第四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妇女发展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并随经济社会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相应增加。
提倡和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及个人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提供资助或者开展公益活动。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经费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六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设立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本条例的实施，履行以下职责：
(一)组织制定和实施妇女发展规划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计划；
(二)参与制定、修改和宣传维护妇女权益保障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
(三)受理侵害妇女合法权益方面的投诉、举报、信访等项工作；
(四)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对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
(五)表彰、奖励在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中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
(六)保障妇女权益的其他职责。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妇女联合会。
第七条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指导和做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八条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机构根据市人民政府规定，负责其区域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采取措施，完善制度，保障妇女在政治、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财产、人身和婚姻家庭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十条 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委员，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委员的比例。
第十一条 嘎查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女性成员。嘎查村民委员会妇代会主任、社区居民委员会妇联主席的政治待遇和工作报酬应当得到保障。
第十二条 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中的女职工代表、委员比例应当与本企业女职工所占的比例相适应。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积极培养、选拔、任用妇女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妇女干部，领导班子成员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干部，并逐步提高领导班子妇女干部的比例。女性相对集中的单位，应当提高妇女干部的配备比例。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加强对妇女干部的培训，保障妇女干部接受培训的机会，提高妇女干部政治文化素质和决策管理能力。
第十四条 制定涉及妇女权益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应当征求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女委员和妇女联合会的意见。
企业事业单位在制定规章制度或者研究涉及女职工的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事项时，应当听取本单位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或者工会女职工委员的意见。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五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
第十六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女性儿童少年辍学。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证贫困、残疾和外来务工人员中的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符合入学条件的，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
第十七条 除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外，学校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学生，不得提高女学生的录取标准，不得限制女学生的录取比例。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学校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的女学生的救助工作。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和就业创业培训，提高女性劳动技能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
第二十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评定专业技术职务、派出留学、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不得对女性作出歧视性规定和附加限制条件。

第四章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或者变相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妇女的录用标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禁止录用未满十六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
第二十二条 已经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应当实行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制度，保护女职工结婚、怀孕、生育、哺乳等方面的特殊权益。
第二十三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应当对用人单位执行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制度进行检查、监督。
第二十四条 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
用人单位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为由辞退女职工或者单方解除与女职工的劳动合同，降低女职工的工资或者取消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因上述情形调整女职工工作岗位的，应当征得女职工本人同意。
第二十五条 孕期妇女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证明有习惯性流产史、严重的妊娠合并症、妊娠并发症等可能影响其健康或者胎儿正常发育的，本人提出申请，用人单位应当批准其休假。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退职有关规定时，不得以性别为由歧视女职工。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社会救助和发展福利事业，保证符合条件的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妇女和单亲贫困母亲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逐步完善妇女生育保障制度，对贫困妇女实行生育救助。
第二十八条 男女双方在登记结婚前，婚姻登记机关应当鼓励双方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婚前医学健康检查服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提供免费婚前健康检查服务的医疗机构的监管。
第二十九条 市和旗县区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妇科病的检查和防治纳入工作规划，定期为农村牧区和街道妇女进行妇科普查。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每年免费为女职工进行妇科检查。各级人民政府至少每两年组织当地无用人单位的城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妇女和特殊困难妇女进行妇科检查，检查费用由同级财政负担。
加强女职工职业病防治工作，对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的女职工，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负担。

第五章 财产权益

第三十条 妇女对家庭共有财产享有与其他家庭成员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他家庭成员不得限制或者剥夺。
第三十一条 嘎查村民委员会、嘎查村民会议、嘎查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或者制定的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及其他股份制合作组织章程不得有歧视、侵害妇女财产权益的内容。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嘎查村民委员会、嘎查村民会议、嘎查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以及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及其他股份制合作组织章程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二条 土地(草场、林地)承包期内，农村牧区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草场、林地)的，原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草场、林地)；农村牧区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草场、林地)的，原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草场、林地)。
第三十三条 依法调整承包责任地(草场、林地)、宅基地等，妇女应当与男子同等对待。不得损害妇女在农村牧区土地(草场、林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补偿费使用分配以及宅基地划分等方面的经济利益；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或者外出务工等为由侵害、取消或者擅自变更其土地(草场、林地)承包经营权。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三十四条 妇女享有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侵犯。禁止下列行为：
(一)对胎儿进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二)以迷信、暴力或者其他手段残害、虐待妇女；
(三)遗弃孤寡、老年、病残和其他丧失劳动能力的妇女；
(四)溺、弃、残害女婴；
(五)歧视、虐待生育女婴或者无生育能力的妇女；
(六)组织、强迫、利用妇女借征婚、结婚之名骗取财物；
(七)强迫、引诱、教唆、欺骗妇女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贩毒；
(八)非法拘禁和以其他非法手段剥夺或者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
(九)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
(十)强迫引诱女童进行乞讨；
(十一)拐卖、绑架妇女，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
(十二)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或者进行淫秽表演；
(十三)其他侵害妇女生命健康、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尊重妇女的人格尊严。禁止下列行为：
(一)在影视、音像、广播、书籍或者报刊等传播媒介中进行有损女性尊严的宣传和活动；
(二)在广告、装潢、招贴中含有歧视或者侮辱女性的内容；
(三)宣扬或者散布妇女的隐私；
(四)未经本人同意，在商标、广告、出版物、橱窗装饰、音像制品、网络等形式使用妇女的肖像；
(五)利用其他方式侵犯妇女人格尊严。
第三十六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性骚扰情形的，女性有权向本人所在单位、行为人所在单位、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妇女组织和有关机关投诉：
(一)在生产劳动地点、办公场所、公共场所用肢体动作挑逗和戏弄女性；
(二)故意撕脱女性的衣服，明显暴露女性身体隐秘部位；
(三)故意触摸女性的身体；
(四)用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语言、文字、图片、声像、电子信息骚扰女性；
(五)利用其它方式对女性进行性骚扰。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

第三十八条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及其他违背妇女意愿和妨碍婚姻自由的行为。不得干涉丧偶、离婚以及未婚妇女的婚姻自由。
第三十九条 妇女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未经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出卖、转让、赠与、抵押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应当同时到登记机构办理。双方不能同时到场的，一方须持有另一方的委托书，相关登记机关查证属实的，应当予以办理。
第四十条 妇女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共有财产享有知情权。
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以及其他共有权属证时，妇女有权申请联名登记。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调解不成的，根据财产和住房的具体情况，在双方条件等同的情况下，以照顾未成年子女和女方优先的原则判决。
男方因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女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离婚时，男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中女方应得份额和女方个人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男方少分或者不分。
离婚后，女方发现男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中女方应得份额和女方个人财产行为的，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第四十二条 离婚时，双方都主张子女抚养权的，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子女随女方生活更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应当以女方的要求为优先：
(一)子女在两周岁以下的；
(二)女方丧失生育能力的；
(三)子女随女方生活时间较长的；
(四)女方无其他子女，而男方尚有其他子女的；
(五)男方有家庭暴力、吸毒、赌博、酗酒等不良行为的；
(六)其他应当优先考虑女方要求的。
第四十三条 夫妻离婚后，男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干预女方的正常生活和自由，不得侵犯女方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第四十四条 离婚后，经协议或者人民法院判决财产归女方或者子女所有的，在办理不动产或者动产变更登记时，男方有协助的义务。
男方不履行协助登记义务的，女方可以凭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五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应当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
第四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将家庭暴力案件纳入受理范围，及时出警，制止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
第四十七条 医疗机构接收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就诊时，应当做好诊断、治疗记录，按照规定出具诊断、治疗证明。
第四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或者指定家庭暴力庇护场所，为遭受家庭暴力暂时不能归家的受害妇女提供临时救助。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妇女，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第五十条 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对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可以向有关部门发出督促执行书，有关部门应当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依法处理并作出答复；逾期不作出处理也不答复的，可以建议有关部门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者擅自中途辍学的，由所在单位、基层组织或者教育主管部门予以批评教育，并责令其保障女性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规定，侵害女学生接受教育权利的，由教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处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所作决议、决定或者制定的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及其他股份制合作组织章程有歧视、侵害妇女财产权益内容的，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对主要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三十四条规定，侵害农村牧区妇女在土地(草场、林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分配、宅基地划分等方面合法权益的，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或者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调解；受害人可以依法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三十六条规定，侵害妇女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情节轻微的，由行为人所在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造成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由行为人所在单位、公共场所管理单位给予批评教育；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造成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夫妻离婚后，男方侵犯女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由公安机关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未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由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责令改正，并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受侵害妇女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或者对提出申诉、控告、检举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主管部门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包头市妇女儿童保护条例》同时废止。


遵循先例：中国审判机制改革的应然选择
—— 为“先例判决制度”申辩

王幽深 陈永忠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法律系，宁夏 银川 750021）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01）
[内容摘要]重理性抑或重经验，一直被学界视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水岭。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在客观上更多的倾向于大陆法系，所以我们的司法目标一直被定格为对理性的追求上。事实证明，这种严格遵循成文法制度，以追求理性为目标的司法制度，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在强调理性或者不完全放弃理性追求的同时，适度采用“先例判决”制度，是完善我国司法制度，提高司法质量应然选择。
[关键词]审判机制 先例判决 理性 经验 判例法
一、问题的由来
在法学界，一般认为，将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学学者在研究法律这一社会现象时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这种研究视角能够使自己的研究直接进入主题，但在客观上也成了限制其研究思路的障碍。而与此不同的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学者们在研究法律现象时，毋须什么立场，所以也就没有这种约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大陆法系的法学学者比较重“价值”和“规范”，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学者则重“事实”和“实证”。我国虽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陆法系国家，但众所共知的事实是，我们的法律传统客观上更多的倾向于大陆法系。所以，我们的法学学者也就更长于“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而短于“实证分析”和“事实分析”。我们所坚持的这种一脉相传的研究方法，客观上导致了社会需求与法学学者贡献之间的某种矛盾，以至于相互指责，互不信任[1]。不久前肇始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先例判决制度”，使得我国的法学学者们又一次感受了我们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之间的差距。
据有关媒体报道：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原区法院），不久前在尝试审判制度改革时，在该法院内部，以成正式文件的形式，强制性的规定，将在全院推行“先例判决制度”。中原区法院这一制度性改革，使得我国多年来一直裹足不前的司法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渲染大波。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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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分析见 王幽深：《法学的玄谈与务实》，《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六期。
[2]事实上，目前在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方面，并非只有中原区法院尝试“先例判决制度”。据新华社报道：天津市的法院也在尝试“判例指导制度”，只是其范围仅限于民事审判而已。但天津的尝试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参见朱达志：《“判例指导制度”与“先例判决”的区别》，人民网 2002年9月5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30/20020905/816430.html
我国“先例判决制度”的倡导和公开实施者，是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法院。
该院院长李广湖就这种改革解释时称：所谓先例判决制度“是指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先例判决’对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其他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人员，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应当参照” 。 先例是指“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审判技巧、运用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本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容易产生歧义的案件；审理中较成功地把握住相关立法原则和法律精神的案件；其他对本院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先例判决在内容上分为刑事、民商、行政三种。”[3]尽管中原区法院在推行这一制度时很谨慎的选择了“先例判决制度”的表述，而没有采用“判例法”的字样，但只要具备最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不会怀疑这就是“中国式的判例法”制度。[4]
一般来说，一个法院内部的改革尝试，特别是一个基层法院的尝试，往往并不会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然而，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的这次改革尝试，却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广泛的讨论。在我看来，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中尝试的程序或者方法有什么难度，而在于司法理念的深从此变革，它事实上为我们的司法活动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我们的司法过程，特别是审判制度到底是应该追求“理性”？！还是应该追求“经验”。而“理性”与 “经验”的优劣之争，也恰恰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成文法与判例法的优劣之争。因为在我们司法实践中，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客观上，多年来我们的司法过程一直是以追求为所谓 “理性”是唯一目标的。而“遵循先例”却恰恰是以追求“经验”为目标。所以，作为另类的，以追求“经验”为核心的“先例判决制度”的出现，当然也就会引起一定的震动和各方的必要的关注。
二、关于理性与经验的基本评判
一般认为：“成文法国家以‘立法至上’为法治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判例法国家则以‘司法至上’为法治的主流意识形态”。[5] 所以，重理性还是重经验，一直被视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水岭。因为大陆法系采取的是严格的成文法制度，而为英美法系则采取的是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制度，这就形成了大陆法系重理性，英美法系重经验的主流意识。“理性”与“经验”之间的争论，事实上就是“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制定法”与“判例法”之间的争论。而“关于判例法与制订法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英美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英国著名的法官柯克、普通法之父布莱克斯通等人认为，以普通法为主体的判例法优于制定法。理由是，普通法以一般的习惯为基础，反映了人民的一般意志，而制定法往往是立法机关临时的甚至专断的产品。普通法作为人民自由的表达和保障，体现了法律是人们共同的生活习惯的本质；而制定法是立法机关从外部强加的，是创造的法律，这将危及‘法律的本质’。制定法往往造成突然的法律变革，缺乏规则的一贯性，因而会打断法律发展的连续性，损害法律的稳定性；而通过司法判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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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广湖：《“先例判决”制度之浅见》，《工人日报》， 2002年9月15日。
[4]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之为中国式的判例法，是因为这种判例法制度既不象英美法系国家将判例作为法律渊源那样严格，也不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判例仅仅只能作为参考，而是一种各方兼顾的新的制度。
[5]刘武俊：《判例法与司法知识的传承》，见刘武俊著：《享受法律——一个法律人的思想手记》，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09页。

循序渐进的改革，则能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6]所以， 英美国家最终确立“判例法”制度的事实，表明了“判例法”优越性理念在英美国家中的地位。
“然而，关于判例法的优越性问题，英国著名的学者奥斯汀(John Austin)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从法乃是主权者的命令的观点出发，认为布莱克斯通所论证的普通法乃是司法过程发现的法的观点，根本是幼稚的杜撰，他认为法官造法使法律变得支离破碎，没有系统，只有在颁布法典以后，立法和司法才不会出现重叠现象。而边沁 (Bentham)从法律本身应是一套完整而且自足的解决纷争的体系观念出发，认为英国普通法是不可靠的。他指出： ‘习惯法就是法官造出来的法律。你知道他们如何造出来的吗?就像一个人为他的狗造出许多规则一样，当它做了某种你想禁止的行为时，你就等它做了以后再打他。这就是为你的狗立下许多规则的方法，而这也就是法官为你和我立下规则的方法’。他认为法律必须预先指导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对人们的行为事后惩罚。” [7] 至今为止，这种优劣之争依然延续着。
虽然学者们之间关于两种审判体制的优劣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但事实证明，各国司法实践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甚至认为：学术界流行的“只有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才‘遵循先例’制度。大陆法国家则以议会制定的‘成文法’为惟一判案依据”纯粹学者们是个“虚构”的。[8]事实上，目前大陆法系也有遵循判例的迹象“法国学者Savatier承认‘法国民法典的某些部分已经不再是成文法，而已变成判例法了’。…….. 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并没有明确采纳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原则，但判例在补充法典的规定、指导法官办案方面的作用，无疑是大大加强了。以德国为例，......1990年至1995年期间，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被采用的比例是97.02％，1992年至1995年，联邦财政法院颁布的判决有99.29％引用判例。而日本在这方面比德国走得更远。”[9]种种迹象和客观的事实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大陆法系只遵循成文法律、只重理性，英美法系只有判例法、只重经验司法基本准则，事实上已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单纯只遵循成文法律、只重理性或者只强调判例法、只重经验的司法准则，已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依然强调传统的，甚至是僵化的，以所谓追求“理性”为惟一司法目标的理念，显然与整个国际司法环境的大趋势是格格不入的！
就中国的司法实践而言，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是理性化原则。但这种理性化实际上是一种完全虚化的理性。尽管在我们的立法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或表述，但事实上，被我们一直奉为原则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处理案件的制度，就是坚持法治理性主义观念的具体体现。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司法实践，一个不允置疑的事实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所追求的理性是盲目的、漫无目标的。同时，各种权力
--------------------
[6] 参见高洪君：《英国法的主要特征》，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4期。转引自王利明 ：《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 (代序)》，《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
[7]、[9] 转引自王利明 ：《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 (代序)》，《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
[8]张千帆：《“先例”与理性：为中国司法判例制度辩护》，《法制日报》，2002年10月31日，第8版。
对司法活动干预的客观现实，致使我们至今司法未能实现完全独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求我们的司法做到只重理性是根本不现实的。既然我们不能做到重理性，那么为何不来尝试一下重经验呢？！至少在我看来也许是十分必要和应该的。
三、选择经验（先例）的理由
我们必须首先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主张应该选择重经验的司法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完全放弃司法活动追求理性化的基本立场。就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推行的“先例判决制度”而言，目前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第一种意见是持明确的肯定态度，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并确立司法判例制度。而另一种意见则相反，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应该认可，更不应该确立司法判例制度。
在肯定者中，既有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萧瀚研究员等，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法学学者和司法实际工作者，他们普遍认为：司法只有公开才能公正。所以，判例的公开是推行先例判决的重要前提；判例法并非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利，而是法治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对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成文法也不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专利，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模式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潮流，因为它本身就是法治国家为了更有效率和成本更低地实现正义的必然结果；使用遵循先例的原则，一方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也能体现法官的能动性，对自己的司法行为负责，尤其在必须打破旧规则确立新规则作判决的时候。
另外，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也认为：就公法来说，大陆法系具有优越性，法律条文没有规定的政府都不能做，这是对政府的限制，也体现了政府在“依法办事”的同时，对执法对象给予最大可能的宽容与保护；从私法角度来讲，判例法更具灵活性，法律没有规定的老百姓都能做。因此，既坚持大陆法系的优点，又适当借鉴英美法系的可取之处，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方向。[10]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利民教授，则早在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的这种尝试前，就曾撰文呼吁建立中国的司法判例制度。[11]
在对此持否定意见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张志铭研究员是在肯定了这种改革的可取之处后，却从另一个角度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赞成中原法院的这项改革的，甚至认为这项改革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很好地回应了理论和现实发展的需要，代表了中国司法和法制发展的一个方向……”的同时又强调“主体要适格，方式要恰当。”[12]也就是在肯定了其改革的过程的同时，对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质疑，这种主张印证了这样一种学术思路，即过程也许是合理的，但结果或内容却是有问题的。中国政法大学龙卫球教授认为：“下级法院推出的所谓先例判决制，是目前司法改革中出现的一件很坏的事情，对之不应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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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相关讨论资料参见http://www.chinanewsweek.com.cn、及www.lawintime.com、
[11]参见自王利明 ：《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 (代序)》，《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2]张志铭：《论司法改革中的主体适格问题——以“先例判决制度”为例》，《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2日。

励，相反应加以反思。”先例判决制度“属于违法司法或违宪司法，不容于法治社会。” “致命的危害，就是破坏司法独立。” “即使我们将来要改革法源形式，
承认判例法，那也要先修宪而后行。”[13]而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则认为：中原区法院这样的做法不妥。他认为 “就算在英美法系国家，能够创立具有约束力的先例的也只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而非基层法院。他还认为，司法改革的趋势是越来越反对法官以外的任何其他权力对它的干预，而中原区法院的做法却是进一步加强了审判委员会的作用，这根本违反了司法改革的趋势。同时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试点，可以从局部尝试开始，但是，涉及案件中适用怎样的法律的改革，却只能是全国一盘棋。在这方面，“小统一”反而会导致大分歧。一家法院遵循自己的先例，就算在本法院内部统一了，但却影响了大的统一，他举例说：“仿佛当年阎锡山在山西修的窄轨铁路，省内固然是‘车同轨’了，然而，出了山西却是一概不通———小统一反而成为大统一的障碍。”总而言之，他认为这种改革完全脱离了实际，就像方言与普通话的不协调一样。[14] 贺教授的观点至少有两个方面是经不起分析的，一是基层法院的判决不可以成为判例；其二是地方的小统一会阻碍全国的大统一。但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事实上是典型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念。关于基层法院的判决是否可以成为判例，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而小统一会阻碍大统一的担忧却值得怀疑，依目前中国的法治状况，这种担忧至少在目前还属于杞人忧天。 因为，客观的讲，全国大统一的法治化，在我看来尚只是法学家们的理想，目前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另外，还有人认为在对此持否定意见的同时，认为中原区法院的作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我国“法院仅有司法权，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只有司法解释权。一个区法院无权立法，更无权确认判例为法律渊源；二是对于成文法国家的法官而言，不论身处中原还是西藏，都必须严格遵照法律审判；三是如果先例错误，那么其后会出现一系列错案。 [15]甚至断言：“未来几十年，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跨越历史与国情的限制，仓促出台中国版的判例法制度。”[16] 此外，还有不少则从操作性等方面对此提出了质疑。[17]
归纳起来，反对确立先例判决制度的理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谁有权作出有约束力的“先例”；二是如果先例错误，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对于第一种理由的反驳意见本文将在后文中进一步论述，而对于第二种理由，则纯为杞人忧天。严格说来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但问题是如果依照成文法处理具体的案件，就不存在这种错误的可能吗？当然不是。这里实际上还是涉及对司法过程的信任问题，也涉及对法院权威的认可问题。无论是在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一定限度内的错案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如何处理和认识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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