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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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1996年9月28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30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筑市场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建筑经营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土木建筑、建筑业范围内的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建筑装饰装修（以下统称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检测及中介服务和建筑构配件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从事建筑市场经营活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公平竞争、合法交易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市场的管理工作。
　　工商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对建筑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检举、揭发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政府或者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对在建筑市场管理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资质管理

　　第六条　从事下列建筑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依法取得资质证书：
　　（一）建筑业企业；
　　（二）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单位；
　　（三）建设工程监理等中介服务单位；
　　（四）商品混凝土、建筑构配件的生产经营单位；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单位。
　　第七条　从事建筑经营活动的人员，必须依据国家规定取得岗位资格证书。
　　第八条　资质证书和岗位资格证书按照有关规定由国家和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核发。持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资质证书或者岗位资格证书规定的范围内从事建筑经营活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让、出租、出借资质证书和岗位资格证书。勘察、设计单位不得出租、出借设计图签。
　　第九条　取得资质证书和岗位资格证书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发证机关的审验。对审验不合格的，发证机关应当予以降低资质等级、岗位资格等级，取消资质证书、岗位资格证书。逾期未接受审验的资质证书或者岗位资格证书自行失效。
　　第十条　取得资质证书的单位分立或者合并的，必须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或者变更登记手续前，到原核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办理资质注销登记，并重新办理资质审批手续。

第三章　发包、承包、中介服务管理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发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建设资金已经落实；
　　（二）已经依法领取了固定资产投资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已经办理了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手续；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不得将单位工程肢解发包。
　　第十三条　对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及建筑材料、设备供应实行招标投标制度。
　　由国家、集体投资50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上的建设工程，必须采用公开招标形式发包；经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确认属于保密、特殊专业工程，可以直接发包；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金融组织赠款、贷款的工程，可以采取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或者议标的形式发包；其他建设工程可由建设单位直接发包。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招标，在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的招标投标管理机构的监督下，由建设单位主持进行；不具备招标资质条件的建设单位，必须委托招标代理机构主持进行。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承包可采用总包、分包的方式。总包单位可按照规定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分包单位不得将其所承包的工程再行分包。禁止以挂靠方式承包和转包建设工程。
　　总包单位将部分工程发包给分包单位，应当征得建设单位同意。
　　总包单位应当对分包工程进行管理，并对建设单位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参加建设工程投标的单位应当交纳投标保证金。投标落标的，所交保证金在评标工作结束后退还；投标中标的，所交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后退还。
　　中标通知书送达后，中标单位拒绝签订合同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招标过程中泄露标底，串通投标，故意抬高或者压低标价，利用行贿等不正当手段承包建设工程。
　　第十八条　对建设工程实行监理制度。凡国家规定必须实施监理的工程项目，可由建设单位委托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监理，也可以由经省建设行政部门审查具有监理能力的建设单位自行监理。
　　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咨询、造价和招标代理单位和个人，不得同时接受招标单位和投标单位对同一建设工程的委托。
　　第二十条　建筑材料、设备的检测，必须执行国家或者省制定的标准。
　　第二十一条　因中介服务单位和个人的过错造成经济损失的，中介服务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四章　造价、合同管理

　　第二十二条　从事建筑经营活动的当事人，应当依法签订合同。合同应当明确建设工程工期、质量、价款、违约责任等内容。法人签订合同，其经办人应当持有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签订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使用国家或者省统一制定的合同文本。合同鉴证或者公证，由签订合同当事人自主决定。
　　第二十三条　合同在正式签订后，发包方应当将合同副本报负责该项建设工程报建审批的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价款由承、发包双方依据国家和省规定的定额标准和计价方法在合同中约定。通过招标投标方式承包的建设工程价款以中标价为基础确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高于取费标准取费、扩大取费范围、压价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第二十五条　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阶段编制工程概算，在施工阶段编制施工图预算文件。总包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及时编制竣工决算文件。
　　第二十六条　合同履行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并造成工程工期延长或者经济损失的，法律、法规有规定或者合同有约定的，按照规定或者约定处理；没有规定或者约定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一）勘察、设计、施工条件或者工程地质条件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
　　（二）增加工程内容或者提高建设标准的；
　　（三）采购或者使用的建筑材料、设备、构配件的质量不合格或者型号不符合合同约定的；
　　（四）总包、勘察、设计、施工、中介服务的组织管理工作失误的；
　　（五）未按照合同约定拨付工程款的。
　　第二十七条　发生合同纠纷，当事人可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依据合同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合同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确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施工管理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开工之前，建设单位必须到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施工许可证，并在取得施工许可证3个月内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向原发证的部门申请延期。既不开工又不申请延期的，施工许可证自行作废。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必须在施工现场主要出入口设置标牌。标牌应当标明工程名称、固定资产投资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编号及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在城区内的施工现场应当标明占道许可证编号。
　　标牌按照省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式样制作。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规定在施工现场设置遮挡围栏，保持场容场貌整洁。禁止在围挡外堆放建筑材料、机具。
　　第三十一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施工安全生产的规定，做好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和管理工作。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技术措施费，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作业环境。
　　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不得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必须遵守国家和省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采取措施控制施工现场的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以及噪声、振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验收前，拆除现场围档和临时设施，清除场内建筑垃圾。对达不到环境卫生要求的建设工程，有关部门不予验收。

第六章　罚 则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章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视其情节轻重，责令停止建筑经营活动、限期改正、补办有关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一）未取得资质证书、超出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从事建筑经营活动，未按照规定办理资质证书登记的，处5000元至10万元罚款；
　　（二）伪造、涂改、转让、出租、出借资质证书，出借、出租设计图签的，处5000元至10万元罚款。
　　上述行为情节严重的，由核发资质证书的机关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章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视情节轻重，责令停止发包、承包、中介服务活动，限期改正，补办有关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一）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承包条件的单位的，处5000元至2万元罚款；
　　（二）属于招标范围的建设工程，未按照规定招标的，按工程造价2%至5%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
　　（三）肢解发包、转包及以挂靠方式承包建设工程的，处1万元至10万元罚款；
　　（四）在招标中泄露标底、串通投标、故意抬高或者压价投标、利用不正当手段承包工程的，处1万元至20万元罚款；
　　（五）未按照规定实行建设监理及工程造价、咨询、招标单位同时接受招标单位和投标单位对同一建设工程委托的，处5000元至1万元罚款。
　　上述行为情节严重的，由核发资质证书的机关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擅自高于取费标准取费、扩大取费范围、压价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的，处1万元至5万元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章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补办有关手续，并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处5000元至2万元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拆除现场围挡和临时设施、清除现场建筑垃圾的，处2000至2万元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涉及工商、物价、技术监督、土地、劳动、消防、环保等有关部门处罚权限的，由该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九条　实施行政处罚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秉公执法，不得参与建筑经营活动；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应当主动出示执法证件。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按照《辽宁省建设工程质量条例》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封建父权维系千年的原因之探微 ——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断想
丘云卿

一、读书：关于父权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时时处处体现身份等级的社会，在这个身份等级社会里，最大的特征之一莫过于存在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
瞿同祖先生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开篇一章“家族”中，简单以服制为准界定家族范围之后，随即以洋洋洒洒上万言的篇幅来论述父权。此等篇章安排并非瞿老思之所及而文之所至，乃是蕴涵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深刻的理解。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讲究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但无论是上至皇族或是下至贫民中，这种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伦常关系最集中的体现莫于家族之中，而父权的绝对权威则将家族之中的伦常关系体现到了极致。父权的存在意味着父权主体（家长）与非父权主体（妻妾子女等）地位的普遍不平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不了解父权就根本不可能具体理解封建社会身份等级的森严。是以瞿老以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来论述父权，颇含深意。
瞿老并没有为父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字里行间对父权的阐述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父权是封建家族的家长对其家族中一切人和物的最高支配权。基于父权家长得以支配家族的财产，以及“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它“几乎是绝对的，并且是永久的”。[1]
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体现在家族中的方方面面，[2]其体现在瞿老文中俯拾皆是，以下概括列举一二：
一是父权之杀生大权。[3]古人云：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说得正是父亲基于父权掌控对子女的杀生大权。昔日秦二世矫始皇诏赐蒙恬及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安敢复请？”不敢半点违抗父权，堪称“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典范。
二是父权之绝对财产权。《坊记》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又《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家长对家族财产具有绝对的财产权，子女充其量只能享有使用权，而绝对不能享有处分权。甚至对子孙擅自处分家财动辄究以刑事责任——“历代法律对于同居卑幼不得家长的许可而私自擅用家财，皆有刑事处分，按照所动用的价值而决定身体刑的轻重，少则笞一十二十，多则杖至一百”。[4]
三是父权之神圣不可侵犯。封建社会的父权神圣不可侵犯最突出的体现是父母人身权利的不可侵犯。首先，父母人格不可侵犯：常人相骂并不为罪，而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当处绞刑；[5]再者便是父母身体不可侵犯，主要体现在对冒犯父母的严刑峻罚上：子孙殴父母（不论是否有伤及伤势轻重），斩；误伤、过失致父母死，斩；违犯教令，以至父母报忿轻生者，绞。[6]可见，父母的身体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一旦冒犯，法律不究子孙主观是否有过错，一律杀无赦（极个别得到皇帝怜悯例外）。
此外封建家长还牢牢掌控着其他“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7]可见封建父权不能不谓其至高无上程度已达极致。

二、断想：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千年？

父权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古代罗马时期，家父权就已盛行，罗马帝国后期，公民权渐至普及，家父权也随之渐小，[8]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父权最终归于消灭，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跨越。然而在中国，父权的权威历经封建社会二千余年而不衰，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废除“老爷”“大人”等称谓后，父权地位才在形式上被推翻。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何以维系两千余年之久？
父权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条件下的父权，因而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父权与封建社会的关系。前文已经提及，父权是封建身份等级社会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等级制度是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上的：封建兴而父权盛，封建灭则父权亡（至少形式上如此）。因此，封建的历史就是父权的历史，剖析封建社会的根基就得以明了父权凭何得以维系千年之久。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封建社会结构可分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就是建立在这两大阶级的不断斗争的语境之中。因而维持封建统治的关键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把农民阶级牢牢掌握在股掌之中？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或开明或暴虐，统治手法千差万别，但有一个政策是历朝历代始终一脉相承的，那就是重农抑商政策。其总的方针是重农抑商，抑制兼并，辱商贵民。具体体现：一是重税，“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9]二是禁止商人为官，“贾人不得为吏，犯者以律论”，“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10]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达数千年之久？如果不明白封建社会存在于什么经济基础，那是无法理解为何封建统治者对重农抑商政策是如此偏爱的。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本质就是“自给自足”。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体制下，农民阶级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除去缴给地主的地租外，农民阶级全部农耕活动的收入仅仅足够自给自足。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类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掩盖着一个简单的真理：人们只有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础生活资料需求上才能进一步参与政治、宗教、文化活动。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的日劳夜作所得只能“自给自足”以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根本不具备参与政治生活的物质条件。因此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地主，在政治毫无地位，所以地主阶级得以在经济上剥削农民，在政治上压迫农民。这是实行“重农”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封建统治阶层早已意识到“重农”的重要——《商君书•农战》云：“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
实行重农政策的直接结果是：农民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的生活理想局限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黎民不饥不寒”。[11]这和父权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其基本以放牧、打猎为生，生存条件比较恶劣，在游牧民族里，权威的形成往往更大程度上凭借个体强悍勇猛的表现。中华民族大多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不同，其以农业生产为主，生活环境比较优越，农业生产活动是较为稳定的生产活动，生产周期较长，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传递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样，一方面，农耕活动的体力劳动性使男子既是劳动的主力，也是农业生产经验的集大成者，这使男子在家族中处于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农耕家族中的子女因为年幼、毫无经济地位以及农业生产经验的缺乏使他们无法脱离家族而独立生存，只能依附于家族，依附于家长。另外在宗法传统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家长在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家族中建立了父权的权威。
解决了为何“重农”的问题，剖析统治者进行“抑商”的理由及其与父权的关系就变得相对容易。商品交换是作为动词的“商”的题中之意。“商”即商业的发展要求要有商品经济的环境，或者说“商”的发展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要求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从商品属性的角度来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2]它拒绝特权，拒绝身份。商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市民社会权利意识的兴起。显然这与封建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严重冲突的——如果人人都要求平等，要求权利，那么首先父权的权威受到挑战，进而危及君权地位。这显然是统治者坚决不能容忍的。另外，商业的发展会导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同乐”，[13]这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14]是以历朝封建统治者坚决“抑商”以维护父权权威，保障君权地位。
因此，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维护自然经济基础是维系封建社会千年的根本，也是父权得以维系的基础,一言而蔽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使然。
封建社会及父权得以维系千年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基础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社会意识——儒家思想也是父权建立与维系的重要思想因素。
自西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被定为一尊，作为官方正统的统治思想而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儒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为“礼治”，讲究“亲亲、尊尊”。“尊尊”维护君权之神圣，“亲亲”标榜父权的地位。儒家宣扬“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15]教导人们“在家行孝，出门尽忠”，“忠孝一体，忠为大义，孝为小义”。即于家要严守父子之礼，不得僭越伦常而触犯父权；于国要谨尊君臣之道，不得有损君威而冒犯天颜。在“礼治”的旗号下，统治者标榜“孝治天下”。具体施行时更是恩威并施：一方面大力表彰孝行，甚至推举“孝悌”为官，以示皇恩浩荡；另一方面，“不孝”名列“重罪十条”，处罚极重，彰显孝道威严——《孝经》云：“五兴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齐、隋以后不孝更成了十恶不赦的重罪进行严厉处罚。可谓做到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这样一来，在“孝道”的赏罚齐下之下，父权屹立千年而不倒。何谓“孝”？除了今人理解的意义外，在封建语境下的另外一个意思便是：逆来顺受。习惯于“逆来顺受”的人们又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挑战父权的权威？
概括而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维系千年的奥妙在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下的自然经济为父权的产生与维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儒家礼治尤其是孝道思想为父权的维系提供广泛的精神支柱，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广泛的精神引导使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屹立千年。

三、回味：父权权威的背后

揭开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权维系千年的面纱，笔者得以更深层次体会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的森严。复读瞿老著作中关于父权的章节，笔者品味到了父权无与伦比的权威后面所含较为深层的韵味。
父权何以包含杀生大权？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国被家化，君被父化，“天子为民父母，为天下王”，[16]皇帝其实就是封建社会最大的“家长”，父权包含杀生大权实乃君权至上在家族中的体现。因此难怪“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前一句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父权何以包含绝对的财产权？在于绝对财产权是父权得以实现之物质基础。家长凭什么得以支配“他的妻妾子孙和他们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卑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光靠传统赋予的家长精神上的权威地位是不够的，物质上的原因在于，家长拥有家族全部的财产，妻妾子女等的衣、食、住、行莫不受制于家长。试问，如果妻妾子女个个拥有独立财产，家长还能拿什么对妻妾子女为所欲为？
父权何以神圣不可侵犯？在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可侵犯。礼义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规范工具，侵犯父权是对礼义的严重破坏。孟子说：“无礼义则上下乱。”破坏礼义更是导致天下大乱，故国法难容。

四、后语

中华浩瀚五千年的文明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别具一格的篇章体例向我们展现了自汉至清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封建法律的演变，是一部关于传统法律文化以及法律史的重要著作。笔者初读此书，仅对关于父权之章节进行研读，就深深体会到瞿老见解之深刻及其思想之厚重，同时更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灿烂，笔者对封建父权的理解仅仅是管中窥豹而已。要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有所了解，非假以时日反复研读此书不可。


作者信息：丘云卿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1]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2]界定父权的内涵后，或许把父权称之为“家长权”更为恰切。因为在一些父亲已逝母亲尚在的家庭里，母亲基于“父之妻”的身份而成为家长，实际上取得了父权的所有权能。此亦封建身份等级社会之又一体现。

[3]虽然随着法律的发展父权的杀生大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杀生权完全操纵在国家机构及国君手里，自不容许任何一个人民能随意杀人，父亲对儿子，也不能例外”，“否则便要受国法的制裁”。（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父权杀生大权的灭失：子孙违犯教令（通常是不听训责、顶嘴反骂之类细微琐事），父母加以扑责而无心致死，无罪；非理殴杀（指自然扑责以外的残忍虐待的杀害，如勒毙活埋）有罪，但“罪亦甚轻”，“明、清时的法律皆止杖一百”。（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另外，父母对子女具有无需举证的控告权：“父母控告，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清律例》二八）。”是以父母得以“不孝”等为名要求处死子女，官府无不照办。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父权杀生大权的限制只是具体杀生执行者的变更罢了。

[4]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